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与发展,民营经济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民营企业为拉动经济增长、维持物价稳定、吸纳就业和保持投资活力等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我国经济发展当前面临着错综复杂的内外部形势,来自美国等国的经贸摩擦仍未明显缓解,新冠肺炎变异毒株不断地给我国造成局部性困扰,经济周期也进入了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共存的阶段。这要求我国各类企业必须以稳为先、稳中求进,通过激发内生增长动力,实现市场主体接续发展。通过增强微观主体抗风险能力,促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通过保市场主体,推动保就业和保基本民生。然而,相比其他所有制企业,民营企业发展存在一定程度的先天劣势,其绩效水平对外部制度环境更为敏感,更需要以较高的效率、较优的组合,完成中间品、生产要素和公共产品的交易与投入。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构建便利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促进民营企业绩效提升?特别是营商环境作为一种外部投入,如何才能够被民营企业最大化地吸收利用?如何解除营商环境向绩效传导过程中的制约因素?从理论和实证上回答这些问题,推动民营企业绩效提升,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与意义。本文主要研究包括:（1）基于企业CES生产函数,构建了营商环境影响企业决策的数理模型,并结合民营企业的主要特征,推导了企业决策变化引起绩效变化的供应链优化、劳动力价格和公共产品供给三个方面的传导机制,形成了有待检验的理论假说;（2）构建了中国营商环境指数和民营企业绩效评价体系,测算出了综合指数及子指标的结果,并按照地区和时间进行横、纵向比较,从而得出营商环境和民营企业绩效变化的基本特征事实;（3）实证检验了营商环境影响民营企业绩效的整体效应,并观察了营商环境作为制度投入可能存在的边际效用递减趋势,即营商环境增进民营企业绩效提升中的门槛效应;（4）实证检验了营商环境影响民营企业绩效的第一个中介机制——供应链关系优化,并验证了企业技术能力在该中介机制中的调节效应;（5）实证检验了营商环境影响民营企业绩效的第二个中介机制——劳动力价格扭曲弱化,并验证了企业技术能力在该中介机制中的调节效应;（6）实证检验了营商环境影响民营企业绩效的第三个中介机制——公共产品过度供给减缓,并验证了企业技术能力在中介机制中的调节效应。通过理论与实证研究,本文得到了如下结论:（1）营商环境改善能够显著地推动民营企业绩效提升,特别是推动其盈利能力提高;（2）从营商环境的细分指标来看,民营企业盈利能力提高主要来自市场环境、政务环境、法律和信用环境的贡献,而国际化环境的影响较弱;（3）当营商环境指数过高时,其对民营企业盈利能力的积极作用将变得不明显,这要求相对发达地区需要更新、细化营商环境的评价标准,追求营商环境的内涵式发展;（4）法律和信用环境可通过降低供应链集中度,推动民营企业盈利能力提升,不过随着企业技术能力增强,这一间接效应明显弱化;（5）政务环境可通过扭转劳动力价格正向扭曲的困境,推动民营企业盈利能力提升,但受企业技术能力的负向调节作用;（6）市场环境可通过遏制公共产品供给过快增长,推动民营企业盈利能力提升,但同样受企业技术能力的负向调节作用;（7）由于制度具有历史延续性,营商环境改善未必能一蹴而就,因此对于营商环境不会短期内赶上发达地区的地方来说,对接国家战略、增加技术要素供给、增强创新驱动力对民营企业的辐射,是其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可行路径。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中国深化商事制度改革、实现经济治理能力现代化、推动服务市场主体的效能变革有着重要的政策借鉴意义。一方面,我国要继续推进营商环境改善,进一步提高营商环境在当地政府政绩考核中的权重,打造公平、高效、协调、共享的企业竞合生态;另一方面,要关注改善营商环境的成本和收益,注重营商环境在微观层面的落地,通过畅通国内循环体系和区域循环体系,扭转过去要素配置扭曲的现象,增强民营经济发展与营商环境改善的协同、互促关系。本文的研究突破了研究营商环境的传统视角,突破了零摩擦的经济学假定,采用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框架,细化分析了企业不同投入品所处的交易环节对企业绩效影响的全过程,为新制度经济学、企业经济学、公共经济学等做出了一定的边际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