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劳工组织从1919年成立时起,就将促进国际劳工标准的实施作为实现社会正义的手段。国际劳工组织在它成立的第一个100年里历经一系列历史巨变的考验,表现出良好的应变能力和恢复力,今天又肩负着如何创造一个公平的全球化的责任。国际劳工组织公约实施监督机制的有效性决定着国际劳工组织的宗旨与目的能否实现。第一章对国际劳工组织的历史沿革与困境、组织机构和基本工作方法进行阐述。标准行动与非标准行动是国际劳工组织达成其宗旨与目的的工具,其中,标准的制定、实施和监督是核心内容。第二章探讨了常规监督机制的有效性,从成员国履行报告义务的实施监督和成员国履行公约义务的实施监督两个方面论述。常规监督机制在促进成员国履行报告义务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但相关状况仍需改善,专家委员会的权力扩张导致常规监督机制的超负荷运转的问题亟待解决。专家委员会的“劝导性作用”、大会标准实施委员会的“点名并使之蒙羞”的方式、两个委员会的结合与互补、及与劳工局的技术援助行动之间的结合,保障了成员国履行公约义务。进展案例、专家委员会的预防性监督及劳工局的技术援助进展证明了常规监督机制的有效性。第三章讨论了专家委员会的公约解释问题。2012年国际劳工大会上爆发了两个常规监督机构之间的严重冲突,大会委员会的雇主组织代表一方对专家委员会关于第87号公约的解释提出质疑。专家委员会的解释权来源于成员国授予的公约实施的监督权,是监督权的一种暗含权力。专家委员会对第87号公约的解释符合《维也纳条约法公约》关于条约解释规则的规定,亦在各国际劳工组织监督机构之间保持了一致性,因而具有合法性。专家委员会对劳工公约的解释是一种非有权解释,却在实践中发挥“软法”效力,并由于被劳工组织之外的国际主体的接受而日益“硬法化”。解决2012危机的关键在于改革国际劳工组织监督机制和达成各方成员之间关于公约解释的一致性的制度安排。第四章探讨了特殊监督机制的有效性。申诉机制尽管利用率不高,但三方委员会的工作令人满意,申诉机制存在被边缘化、作用方式有待加强、及效力被削弱的问题。控诉机制利用率很低,但调查委员会的工作却很成功,主要体现于其“技术性”的工作方法对案件“政治性”的克服。调查委员会的程序具有强制性特点,体现于缅甸案中首次启用《章程》第33条,证明了劳工组织采取的“胡萝卜+大棒”政策的成功性,但第33条的适用存在法律障碍和政治障碍。结社自由机制是适用频率最高、取得进展最多的程序,它以个案审议为基础形成了关于适用第87号和98号公约的原则和规则,促使很多国家劳工权利状况改善,但其工作方法和程序有待改进。第五章讨论了影响公约实施监督机制有效性的因素,包括三方机制的成就与困境、标准体系与监督机制的复杂性。三方机制是国际劳工组织监督机制运行的基础,保障了雇主组织和工人组织制度性地参与国际劳工组织的工作及雇主和工人在国内层面的利益。冷战结束导致丧失了三方一致的政治基础,全球化的冲击打破了三方之间的力量平衡,新时期存在普遍代表性问题和其它非政府组织参与问题。国际劳工标准体系的复杂性和监督机制本身的复杂性也成为阻碍监督机制有效性的两个因素。监督机制的多层次性和互补性表现为各程序之间的交互作用,如何协调各监督机制的相互关系并确保一致性是未来监督机制的改革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