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化、现代化、旅游化、禁猎化与定居化进程中，中国图瓦人面临着种种社会问题与“精神文化病症”以及流动文化的断裂，由此，引发了笔者对于小小民族之图瓦人生存境遇与命运的思考。当下，面对着定居化的宿命，游猎民族反复的“归山”、“归林”或“回归草原”的行为以及他们对于“流动性”的眷恋与执著反映出这个时代什么样的问题？流动性对世代以狩猎或游牧为主的民族而言，意味着什么？从流动到流动文化的断裂，此一进程中，他们的“命”与“福”如何？什么才是他们心目中的“好命”或“好生活”？现代语境下，中国图瓦人仪式与日常实践中的流动文化的复兴为何？中国图瓦社会象征结构与社会结构的断裂状况如何？此即为笔者试图讨论的问题。　　本研究的对象为中国图瓦人。文章主要有三部分，即为，导论与最后的图瓦、中国图瓦人的流动性生活及其变迁与定居化以及中国图瓦社会“流动文化”的复兴与再创造。同时，三部分中又含涉了六个章节。除此三部分之外，结论为最后一章。　　笔者通过对图瓦人游牧、狩猎、捕鱼、采集与“游耕”之流动生活的描摹，勾勒出了民族国家与中国图瓦人形成进程中图瓦人流动文化的变迁历程，其间，图瓦人的命运感发生着变化。图瓦人的流动文化中融入了人、动物与自然之维度。换言之，自然主义的宇宙观在图瓦人流动性与文明之间搭建起了重要之桥梁。由此，图瓦人的“命”与“福”又同“自然”与“动物”之“命”形成了一种互为彼此的关系。　　在民族国家形成进程中，图瓦人历经了分离之苦与迁徙之痛，及至当下，其又被卷入禁猎化、定居化与旅游化之中。从一种外力下促发之变态之“游”及至国家“简单化”视角下的“限游”策略——“定居化”，图瓦人的流动性及其同自然的关系被渐趋疏离，由此，一系列社会“精神文化病症”，诸如，酗酒、犯罪、自杀、贫困化、婚姻圈的断裂、人口下降等在图瓦社会中产生，同时，文化断裂已然促生。临于此，在图瓦精英引领下的图瓦“流动”文化的复兴与再创造运动呈现于图瓦人的仪式与日常实践之中，其作为一种对于“定居化”的隐性反抗以及对于自我命运的救赎亦深刻反观着我们这个时代肇端于人类中心主义所生发之诸多问题与道德症结。　　尽管，中国图瓦人业已被定居下来，但是，他们的流动的信仰却始终存在于他们的仪式与日常实践之中。换言之，中国图瓦人的身体已然被固定下来，但是，他们的思想却为一种流动性所牵引，并为此而付诸仪式与日常性实践之中，他们虔诚地通过言行之道竭力从自然处获致“胡拉依”（一切好的东西），而其实现途径却为自然的流动。亦即，“胡拉依”经由自然到动物再到人，尔后，再通过人对自然的仪式性的祭献而进行回馈。由此，获得源源不断地获致自然所馈赠的“胡拉依”与福佑。而在象征结构与现实结构的矛盾表相背后却是图瓦人试图通过仪式与实践之道实现二者弥合的回归性努力。　　事实上，定居文明与流动文明之间的“文明的界限”实为一种基于“简单主义”的人为的区隔，纵观历史及至当下，“居”与“游”之间绝非相互对立，而实为一种互为贯通的关系。然则，民族国家与全球化进程中，当简化主义者与理性主义者在竭力行演“定居”之“道”且以“野蛮”标示“流动”的同时，却以另一种自相矛盾的方式促发或催生出异样的“流动”。而于此一进程中，真正的“流动遗产”与“游居”者却以命运的无常与“悲悯”竭力维系并复兴着“流动的文明”与“游居”的理想。　　由此，笔者以为，随着人类文明的所谓进步、定居的所谓“幸福”、流动的所谓“苦难”以及“定居”与“流动”二元对立结构的持续性发展，不仅切断了人与自然以及动物与植物的流动交换链条，而且，作为始终处于边缘地位的流动民族却从过去的基于自然主义世界观的“居”与“游”并接与混融的“好生活”跌入了毁灭的吊诡之中，而这种处境是无法用“简单文化”的“同质论”或“文明冲突论”进行解释的。人类的好生活实则就在我们竭力抹杀的“原始”、“边缘”、“流动”与“之间”，当我们试图去实现好生活时，却再不断地摧毁着她的存在。或许，正如杜里舒所言“凡物的文明，都是堆积的非进化的;只有心的文明，是创造的进化的”。当试图抛弃自古就存在的“流动”这个他者的时候，却是在可叹的毁损着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