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论文主题　　本文核心议题:是探讨中国组织中通行的基于中华管理传统的内在运转逻辑和管理类型与工业文明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现代管理科学一般逻辑、一般规定性这两方面如何熔合、优化，再造，实现新世纪中国现代化过程中企业管理的转化性创造和优化融合，形成既充分体现现代组织管理基本规定性，又能在转化和创新基础上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管理遗产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类型。　　提炼概括中华管理传统中组织管理的基本作用机制、作用逻辑及其社会历史背景，分析说明西方现代管理科学的基本作用机制、作用逻辑及其社会历史背景，在比较意义上形成对中华管理传统和现代西方管理科学的科学认识，发掘、探讨管理演变、熔合的内在规定性和必然趋势。结合中国现代化建设过程，立足于发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立足于有利于现代化建设需要、探讨中华管理传统与西方管理科学在现代的转化再造、优化熔合问题，是本文主旨所在。　　2、中华管理传统和西方现代管理科学的基本特征　　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长河中，孕育了博大精深，光辉灿烂的管理文化。从管理思想角度分析，传统中华管理思想最基本的特征，是一体化管理、“安人”的管理，和“中庸”的管理;在管理组织方面基本的基础，是家族化及泛家族化组织特征;管理规范或者说偏重制度角度的特征，是道德化、政治化、宗教化管理规范，情感化、经验化管理约束，和以德治国、儒法互用管理框架;从方法角度看最显著的特点，是“执经达权”的管理方法。传统管理思维方式除了与前述基本特征相关的思维方式外，强调谋略，注重谋划，是一大特色。　　总体上讲，中华传统管理具有鲜明的特殊主义色彩。特殊主义管理传统在中国不仅决定了以往的管理过程，而且制约了今天的现实管理过程。　　近代工业化、资本主义发展以来，西方现代管理科学日渐发展、成熟。总体上看，西方现代管理一般性的组织特征是功利性、职能化组织;与功利性组织、职能化组织相伴随的，是以效率、效用为中心的管理;作为实现高效率、高效用的另一种工具，是形式化、制度化的管理体系;同样在效率、效用逻辑驱使下，西方企业在发展实践中逐步摸索出以分析方法为代表的科学、理性管理，既是最有效的管理方法，同样是基本的管理价值观。　　西方现代管理科学的发展有非常显著的历史性、过程性特征。企业发展中的很多问题是逐步出现，日渐展开的。不同发展阶段企业生存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各有不同。　　相对中国传统管理特殊主义色彩而言，西方现代管理科学具有更多普遍主义色彩。反映了现代化过程的一般规定性，一定程度上也带有很深的西方文化印迹。　　3、熔合的含义、过程和基本点　　中华传统管理和西方现代管理两者之间存在着重大差异，各有其长处和短处。中华管理传统需要在新形势、新条件下与西方现代管理熔合，在新时代再造和新生。中国现代化建设，世界经济全球化、一体化趋势客观上要求中国的管理现代化。要求古老的管理方式走出历史传统的束缚和限制，以一种具有世界性、时代性，更适合未来发展的姿态转化和新生。中华传统管理与现代管理科学的熔合，已不仅仅是一种历史任务，同时也已成为非常迫切的现实问题。　　人们的物质资料生产方式决定人们的社会生活。当生产技术进步，人们日常生产生活现实导致人的需要、态度、观念发生改变时，相应的组织管理方式，社会关系及其上层建筑也必然发生变化。这是历史的必然，今天，中国现代化建设首先意味着物质资料生产方式层次的变革。意味着中国社会经济、社会基础层次的根本变革。中国社会正处于剧烈的历史性变革中。正是在此意义上，管理现代化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　　管理方式、管理类型是历史地形成和延续下来的。民族历史的生产、生存方式，文明的类型，民族传统文化的历史性延续和发展过程，是管理传统生存、延续和巩固的土壤。一种类型的管理文化，与其生存、延续的经济、社会、文化基础有着必然的联系。已经成熟并且在顽强发挥作用的管理传统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他要顽强地通过作用于一定历史时代的个体，改造人、造就人，复制既定的模式来延续自己的生命，传承自身的价值。　　纵观中国历史，一种文化传统，适逢历史性转折，遭遇外来文化冲击时，往往出现两种历史选择。当传统文化胜于外来文化时，他会吸收、包容、改造外来文化，保持传统文化的基本方面。当碰到更为强大的冲击，传统文化无法保存其外在形式框架时，他会变换形式，渗入新形式、新制度内部，通过融合，借新形式、新制度之外壳来表现自己，获得新生。可见，传统的变革和传承自有其内在的规定性和过程。　　今天我们的任务是，一方面通过认识西方现代管理来认清究竟哪些是所谓全人类共同的“现代管理科学”，认清西方管理的偏颇和缺失，做出我们的选择。另一方面，要认识传统传承和变革的历史规定性，认识这一过程的内在逻辑，在不违背，不伤害现代科学管理根本的前提下，扬弃传统中与现代化相左，不适应的，落后的部分，找到那些具有现代和未来意义的，又有深厚中华文明基础的因素，实现新时代、新条件下“转化性的创造”。这就是本文所指熔合的含义。　　这种熔合不是中华传统管理与西方现代管理选择基础上的人为组合，也不是一厢情愿的以我为主，自主选择，更不是全盘西化，完全照搬。是在认识历史必然性基础上，在可能的限度和范围内，在经济发展，现代管理科学生长成熟过程中，创造性地继承和发扬中华管理传统中具有现代和未来意义的，又与现代管理科学具有相容性的宝贵遗产，是传统在现时代的转化性创造，是古老传统在新时代、新阶段的新生。　　这种熔合，根本关键是发展现代科技生产力，进入现代社会。是以现代工业化技术、现代企业制度、现代市场经济机制为基础，为根本，为历史的唯物，创造性地发展新形式。　　这种熔合，是传统的转化性创造。不是局部性、表层性改造，也不是对等双方的融合。是基础性、本质性变革，是传统扬弃基础上的新生、再造。　　总体上说来，管理熔合是一个管理现代化过程。一般意义上的管理现代化是其主要方面或首要过程。管理熔合的基本点，首先是组织由“社会化组织”到“职能化组织”;权威中心:由“人”到制度;管理过程由“政治过程”到“技术过程”;管理规范:由“道德控制”到形式化制度约束机制;管理类型由“维持生存型”管理到“功利目标型”管理这样一些更多地表现为走向一般性、走向现代化的过程和方面。　　管理熔合过程的另一面，是中华传统管理文化在管理现代化前提下，管理现代化过程中的自我转化，自我新生，或者说转化性的创造。管理熔合的这一面在企业管理过程中，更多地体现在未来企业文化的发展演变中。　　原则上讲，具有现代意义和现代价值，能与现代管理熔合的传统因素会获得新生。从具有现代和未来价值，与现代市场经济、现代管理科学精神不存在根本冲突，具有中国特色市场经济的价值取向等几个基本原则和前提出发，最低限度，中华传统管理的“天人合一，唯人则天”的思想，应该成为新世纪企业管理的基本价值;传统管理的“人文管理精神”，和现代管理科学的“科学管理精神”二者之间，有互补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传统的“和谐观”具有重要现代价值;技术层面、管理层面全面推行现代管理科学方法的同时，融中国传统的“情”，于现代管理科学的“理”，将技术、理性基础上的规范和原则予以适度“软化”，以“情”润“理”，发掘“情理交融”传统的现代价值，也具有重要意义;在全面采用现代管理科学的同时发扬我们“修己安人，”顾全大局的优秀传统，是管理熔合过程中应该予以注意的;强调和发扬中国传统管理的以义生利观念，避免管理现代化过程中西方曾经经历过的偏离，也是应该考虑的一个方面。　　4、实现管理熔合的两个基本方面　　实现管理熔合需要完成两大历史任务:一是为企业管理科学化创造基本制度条件;二是在经济、社会、管理现代化的同时，通过建设新时期中国企业文化，实现传统管理在现代企业管理中的熔合和再造。　　就第一个方面而言，关键需要解决三个基本问题:一是塑造企业主体，摆脱政府对企业的“控制——保护”宗法主义关系，而使双方到达平等契约的私法关系上;二是建立现代企业财产制度，让财产权支配企业行为，重新定义企业家在产权结构和价值创造中的地位和职能，实现产权配置与行为激励的有效结合;三是确立制度理性权威，由“人治”走向“法治”。　　传统文化、管理传统在企业管理过程中，主要通过企业文化实现、巩固和强化自身，延续自身的生命。因此，就第二个方面而言，是在现代企业制度、现代企业组织、现代管理科学体系方法落地生根，发挥作用的同时，转化性地创造中华管理传统，继承、发扬和光大传统管理中具有现代意义和民族特色的部分，建设中国特色的企业文化。其中，整合了传统因素与现代因素的公司价值观，牢固树立的制度规范权威，管理者个人的身体力行，情感融通方式的有效运用等几个方面，是比较关键的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