履行费用过高的正当性基础为具体规则的构造提供理论支撑。就此而言,虽然效率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所承载的价值取向有所差异,但是均能在理论上证成该制度存在的合理性。依据诚实信用原则,尽管债权人享有履行请求权,但是其实际履行请求权之行使,不应与禁止权利滥用原则相悖。依据效率原则,履行费用过高制度旨在避免债务人的给付产生无效率的情形,防止社会资源的浪费。并且,相比于诚实信用原则在债务人对给付困难具有可归责性的情形下所遭遇的困境,效率原则不仅可以化解这一困境,而且更能对社会整体效率的提升予以回应,因此更宜作为履行费用过高制度的正当性基础。意思自治说所阐述的观点,难以证成,而且其结果可能与意思自治原则相悖。无论是从履行费用过高制度和情势变更制度相区分的角度,还是债务人的给付为债权人所带来的给付利益的角度,以及如何判定给付与对待给付是否均衡的角度,债务人的收益均不宜作为其履行费用的比较对象。将债务人的履行费用限定于克服给付困难的额外费用,不仅与法律规定的文义不符,而且在适用上可能引发不合理的结果。以债务人的全部履行费用作为比较基准,方符合效率原则的要求。履行费用过高制度以效率原则为正当性基础,关注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在机会成本纳入履行费用的问题上并无疑问。但是基于诚实信用原则和信守合同原则的要求,机会成本的纳入,应以社会整体效率的提升为条件。在计算履行费用时,物质利益与精神利益都应予以考虑。基于交易类型以及债务人所承担的义务的内容不同,履行费用“过高”的界限应在个案中具体衡量确定。债务人的给付义务源自其给付允诺。当债务人承担购置风险、或者承揽风险,以及债务人故意导致给付困难的产生时,不能当然排除履行费用过高制度的适用。当给付困难非属于给付义务的范围且债务人不具有可归责性时,原则上构成主观不能,例外受到诚实信用原则的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