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文学》1994年第9期发表了《“新市民小说联展”征文暨评奖启事》一文,宣布《上海文学》与《佛山文艺》联合征稿,隆重推出“新市民小说”专栏。为期两三年的“新市民小说”联展,集中发表了百余部反映“新市民”生活的中短篇小说,涌现出了几十位“新市民小说”作者。在这两家文学刊物特设的“新市民小说”专栏的带动下,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前后的中国文坛,出现了一大批描写“新市民”日常生活和城市经验的作家作品。可以说,这两个“新市民小说”专栏开创并引领了九十年代城市文学蓬勃发展的时代风尚,“新生代”(或称“晚生代”)作家和后来的“美女作家群”即是其中的代表,他们的创作风格和叙事方式,可以看得出都受到了这两个专栏的滋养。本文的论述对象,主要是这两家杂志的“新市民小说”专栏联合刊载的作品,旁及一些在这两个专栏中经常出现的作家在同一时期描写“新市民”生活和都市场景的创作。之所以选择“新市民小说”作为研究对象,主要是由于传统中国一直以来都是乡土社会,乡土中国孕育出来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也极具乡土特性。于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前后出现的、主要以描写城市场景和市民生活为内容的“新市民小说”便显得尤为独特和重要。“新市民小说”是中国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的一股文学创作潮流。那是一个相对多元的时代,各种理念、价值观都一拥而上,却没有一个主导,“新市民小说”就以呈现这一复杂、混乱的状态为目标,它犹如一枚标本,刻录了转型时期“新市民”阶层的思想、情感和生活状态。“新市民小说”更承担了承前启后的文学功能,它既受到了“新写实小说”的影响,带有八十年代末期和九十年代初期的思想文化特征,又葆有九十年代末文学的因子——所以它既不像之前的文学作品对于乡土寄予了深情厚望,也不像世纪末的城市小说那样或欣喜或迷茫地匍匐于城市的霓虹之下。正因为“新市民小说”作为过渡期文学特有的模糊性,使得关于它的研究注定会困难重重,成果也就相对寥寥。但是,如果忽略了对“新市民小说”的研究,我们就难以弄清楚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文学的全貌,难以看清城市文学发展变化的脉络,更难以理清中国文学主潮从乡土向城市转变的过程。基于此,本文主要探讨“新市民小说”在九十年代出现的条件和意义,并将“新市民小说”置于二十世纪以来整个城市文学的脉络中进行对比,考察它“新”在何处,比较并阐释它与同时期城市小说的关系以及对其之后城市文学的影响,分析这类小说的人物类型和审美特征,探查它的本质属性,了然它的优缺点,并进而评估“新市民小说”的历史地位和文学史价值。本文在梳理城市文学发展历史的基础上,借鉴社会学、心理学和西方当代都市文化理论、空间文化理论,采用文本细读和比较分析的方法,对“新市民小说”进行详细分析。全文共分七个部分。绪论部分,首先阐明研究对象的内涵和外延,厘清与之相关的几个概念,诸如“市民”、“新市民”、“市民小说”等,探讨了西方理论对于“市民社会”的界定,分析了“市民热”产生的理论背景。其次,论述了“新市民小说”的研究意义,梳理了二十世纪城市文学的发生和发展,认为“新市民小说”是九十年代市场经济勃兴以来、新的市民阶层兴起之后产生的文学现象,它对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有着重要意义。同时,“新市民小说”又是一个承前启后的过渡性文学现象,它所体现出来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是非常宝贵的,只有弄清楚这些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才能让九十年代中国文学的整体面目变得清晰起来。再次,概述了对“新市民小说”的研究情况。在林林总总的城市小说研究成果中,“新市民小说”大抵作为一个注脚出现,常常是被一笔带过,专门以“新市民小说”为对象进行研究的著作和论文寥寥无几。可见,“新市民小说”的研究空间比较广阔。第一章主要论述“新市民小说”产生的条件。上海、佛山等城市是“新市民小说”产生的沃土。上海是近现代以来中国商品经济最为繁荣、商业文化最为发达的城市,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其血脉深处潜隐的都市基因被市场经济迅速激活。广东地处改革开放前沿,商业、制造业发达,也是对外交流最为频繁,接受新思想最为快捷的地区之一,在那里,人们非常容易感受到物质的冲击和消费时代的到来。无论暗流涌动还是风生水起,这些活跃的城市元素都构成了“新市民小说”诞生于《上海文学》、《佛山文艺》的外部原因。其次,“新时期”小说、特别是兴盛于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新写实小说”对于世俗场景和市民生活的温情凝眸,对于日常琐事和生活细节的原生态展现,为“新市民小说”做了必要的准备和铺垫。再次,九十年代中国思想文化界呈现出“去政治化”的趋势,知识分子对社会、文化问题的热情逐渐冷却下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一个消费的时代到来了。宏大叙事和公共生活开始淡出新一代作家的视野,对个人感受、个体欲望的强调逐渐成为主流,于是真切、泼辣的个人化生存和日常生活便浮出水面,为“新市民小说”的出现做了思想准备。第二章主要论述“新市民小说”中新出现的人物类型。首先,“新市民小说”塑造了城市的闯入者系列(主要是一无所有刚进入城市打拼的青年)。他们对城市充满向往,一心想征服城市,但是在城市强大的掠夺和挤压力量面前,他们的梦想很快化为泡沫,于是他们与城市形成了一种敌对关系,转而抨击城市对人的异化。然而,这种看似振振有词的批判姿态,实际上是不能汇入商品时代主潮中去的人(既包括小说作者也包括小说中的人物)的自怨自艾——种种否定性的批判,其实是在表达一种肯定性的赞美。其次,“新市民小说”中“都市丽人”的形象非常突出。这些“都市丽人”尽管留恋于应接不暇的物质海洋,但她们不再是单向度的性感尤物、不再是堕落的代名词,也不再是庸俗的拜金女,她们有着自己独立的人格自尊和精神世界。面对爱情,无论隐忍还是放弃,都有她们的理智判断；面对男性,她们也不再是附庸,不再任由男性想象和支配。再次,“新市民小说”塑造了一批边缘化的文人,这与“新感觉派”作家笔下乐于接受边缘地位的“孤独丑角”不同,他们没有价值理想,没有对知识的信仰,而是为自己跟不上商品时代的步伐而惴惴不安。看到很多人在市场经济中暴富,而自己依然无所作为时,他们便自我丑化,自怨自艾起来,一些人索性抛弃文人身份,下海从商。他们艳羡金钱财富,又不愿苟同商品经济时代背后的行为准则,于是这些文人在商海中进退失据、彷徨焦虑。说到底,他们还是都市的边缘人。第三章主要论述“新市民小说”的叙事模式。首先,“新市民小说”大多采用通俗化的叙事模式,经常出现戏剧冲突极为强烈的三角恋、婚外恋、穷人暴富、善恶报应等题材,情节设置曲折离奇,故事常常出现陡转,给读者以陌生化的阅读感受。不少“新市民小说”还引入了性、凶杀、科幻、悬疑、神秘等通俗小说的元素,使得故事跌宕起伏,引人入胜。其次,“新市民小说”在创作上呈现类型化的特点,对城市闯入者和异化物的塑造上有大量类同现象。此外,“新市民小说”中还出现了这样一种人物存在方式——口号式生存。作者塑造人物时并不着力描写人物的感情和经历,不注重故事的铺展和情节的刻画,只是用声嘶力竭的呼喊和不断重复的口号来突出人物的感受。再次,“新市民小说”常常采用善恶终有报的故事模式,一方面热衷于描写平凡人一夜暴富的发家史,满足了小市民阶层飞黄腾达的富贵梦,另一方面揭露了这些突然暴富的富贵阶层的真面目——他们的财富是通过阴谋和投机获取的非法收入,这些人最终会人财两空,一无所有——“新市民小说”试图通过这种善恶报应的故事模式,批判那些通过出卖灵魂、逾越道德来获取财富的做法。第四章主要论述“新市民小说”的审美特征。首先,“新市民小说”比较引人瞩目的是它们对于城市“风景”的发现。在“新市民小说”作家的笔下,城市风景开始成为一种独立的客体,作者以一种“游荡者”的视角观察城市的街道、高楼、酒吧、商场,甚至自我的身体也变成了一种观赏对象。其次,“新市民小说”呈现出对于深度的迷恋和去深度化的审美特点：一方面他们显示出对于崇高、永恒、深度、经典的极度迷恋,另一方面他们喜欢故作深沉,书写被都市异化后无处逃脱的痛苦。但正是这样,恰恰显示出这种创作的浅薄和做作。于是,经典便成为深度的标签,痛苦变成了一种伪饰。第五章把“新市民小说”置于城市文学的历史序列中,讨论“新市民小说”历史地位和文学史意义。“新市民小说”承接了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海派”文学的传统,又开启了九十年代末期的城市书写,是二十世纪城市文学发展过程中极为重要的一环。本章首先将“新市民小说”与“海派”文学做了对比,由此可以看出时隔60年的两代都市文学的血脉关联。在“海派”文学的对照下,“新市民小说”的面目也就更加清晰、全面地呈现了出来。再次,讨论了“新市民小说”与九十年代同期城市小说的关系以及它们对于其后城市小说的影响。“新市民小说”产生于市场经济乍起的九十年代中期,是一个承前启后的过渡阶段。“新市民小说”一方面表现对物质的迷恋,对欲望的追逐,另一方面又想展现对真爱的企盼,对社会公正的呼唤,这是彻底放弃理想和信仰之前的徒劳挣扎余论部分,对“新市民小说”进行了价值评判,肯定其历史价值和文学史地位：“新市民小说”既背负着此前乡土文学、宏大叙事的重负,又开启并影响了之后的城市书写,隐秘地呼应着这两个阶段。但是,正因为这是一个过渡阶段,“新市民小说”又存在着诸多不足之处：首先,“新市民小说”专栏本身呈现出鱼龙混杂、良莠不齐的现象,有些作品经得起推敲,有的却不值一读。“新市民小说”专栏中也出现过鱼目混珠、滥竽充数的情况,如刘醒龙的《分享艰难》写的是乡村,却被列入了“新市民小说”专栏,这也恰恰能说明中国城市文学成长壮大过程的曲折与艰难。其次,部分“新市民小说”开始呈现出媚俗的特点,成为昙花一现的文化快餐。再次,“新市民小说”作者操控的市民话语也是很可疑的,对城市“异化”的指控很可能只是一种模仿西方理论的叙事策略,他们内心的声音依然是对物的迷恋,甚至想在机会众多的转型时期“捞上一把”,由此可以看出“新市民小说”的尴尬和自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