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国内学术界就开始对海外的移民作家有了持续不断的关注和研究。这种不断升温的文化现象，恰恰是全球化浪潮下衍生出的文化全球化的一种必然态势。作家严歌苓受全球化的文化辐射，在中西文化的交流中不免受到两种文化的相互渗透和影响。跨文化的研究正是落脚于一种文化个体或者身份在不同文化环境下的境遇。就严歌苓来说，起初她在国内受到东方文化的启蒙和熏陶，后又出国深造，有机会能够在全新的西方文化背景下写作，这一切就使其本身自然而然的带有了鲜明的跨区域特征。我们将严歌苓的跨文化创作进一步深度梳理后，可以发现这位身居海外的移民作家不仅写出了她较为熟悉的移民生活，而且还将视阈投向了中国本土，创作出了许许多多优秀的具有怀乡中国主题的作品。这样一位寄居于中西地界的作家拥有的是开放和包容的跨文化心态，而这种心态也正是她在不断持续的创作中获得成功的重要因素。严歌苓这位边界的行者，始终在经历着告别、游走、离散和融合,使得她感受到她自己依然是全球化大潮中的一个漂泊不定的无根的浮萍。当初，选择“出走”是现代性进程延续的某种结果，她希冀在他乡开拓实现原乡给不了的现代梦，因此她创作的相当一部分作品中都涵盖了“出走”主题，但是在经历过长时间的域外生活后，她自己又深刻的感受到，自己的“外人”处境，那种毫无着落的边缝夹杂的感受，使得她惧怕，产生一种幻灭的悲剧感，从而又会产生一种回归原乡的强烈冲动。在中西两个地带游走，包裹着不同的文化记忆，作品中关于这样的“出走”、“流浪”“回到原乡”的主题的叙述也就从另一方面反映出了她的第三种混杂的经历。全球化将世界分化又将其联合，严歌苓作为一名跨越中西边界的文化使者，在全球化的跨文化写作中，具有几个鲜明的跨文化特征：政治元素的身份认同，严歌苓所创作的很多小说的政治元素不是以强调和宣传政治为主要目的和叙事主题，而是以融合了多样元素的文本去敲开东西方不同文化的大门;超越本土的文化认同,她的小说总是会提供一个平等的东西方文化交流碰撞的平台，她追求的是东西文化的彼此尊重和欣赏;东西交融的宗教认同,严歌苓小说中佛教文化与基督教文化相互交融,从她许多的作品中我们都能发现，她试图用一种开放、积极的文化观念重塑我们的传统文化并且同时汲取他方文化的精髓，去促进中西文化的共生共长；多元开放的性伦理,在严歌苓看来，小说中的人物是不应该过多地受到现世的伦理审问，人的天然欲求应当得到表达和释放,严歌苓在很多作品中所要展现出的就是东西方不同的开放的伦理空间。从上个世纪末以来，在全球化、消费时代的影响下，媒体和消费文化开始携手合作，而严歌苓可以说是在把握商业市场和保持艺术性两方面都有十分出色的表现。在成功触电后，严歌苓也越来越清楚的了解到，影视编剧和作家是两个纯然不同的角色，因此她对于文学与影视联姻是有合作和拒绝的矛盾心态的。但在她自己看来，不论是身兼哪种角色，创作出具有文学价值的文本才是她创作过程中永恒不变的追求。全球化浪潮在20世纪已经完全的席卷了地球，文化全球化也即意味着世界的整个文化格局是多元的。对于游走在中西方地界的严歌苓来说，如何达到不同文化间自由畅通的交流，从而达到多元文化间的平等共处即是严歌苓终极的文化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