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的中国发生了“千古未有之巨变”，这场变革席卷了社会各个阶层。部分士人官绅在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的冲击和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签订的现实后，逐渐改变了深闭固拒的心态，代之以积极的姿态思索国家的未来与出路。“方今中外之势，古今之变局也”是薛福成对当时社会现状的认知，正是这种基于对时势正确的认识，他很早便提出了“变法”的主张，认为西人之法得风气之先，“虽已尧舜当之，终不能闭关独治”，“必尽知其法而后能变，变而后能胜”。把握了时代胁搏的薛福成，继承了嘉道之际复兴的经世致用思想，在近代启蒙先驱龚自珍、魏源的经世思想的影响下，提出了一系列变法主张，形成了足以影响后世的变法思想。本文拟结合经世致用的思想，研究薛福成的法律思想，期望在前人的基础之上，进一步认识薛福成经世致用法律思想的历史意义。本文的讨论分四个部分进行：第一部分是引言。在该部分，文章首先概括地指出薛福成经世致用法律思想的历史意义，即“虽然显露出不少的浅陋处和不成熟，但却代表可贵的创意，开辟后日更多的进展道路。”然后简要地介绍了薛福成生平的基本情况，最后概述了目前学术界对薛福成进行研究的大致状况，并且认为仍存在着从新的角度对其法律思想进一步研究的必要。第二部分主要讨论经世致用思潮的复兴与资产阶级早期改良派变法思潮的兴起，意图了解薛福成变法思想形成的社会和历史原因。该部分首先回顾了经世致用思潮的复兴。经世致用思想在明末清初和嘉道之际的两次复兴，对中国传统文化向近代新学的转变所起到的重要的启蒙作用。鸦片战争后，经世实学为中国人提供了接受西方文化及法文化的最初的理论依据。正是这场复兴运动开拓了同时代士人官绅的视野，使“通古今治乱得失，悉天下郡国利病”的主张不再是时代的禁忌。接着，讨论了资产阶级早期改良派变法思潮的兴起，薛福成正是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昌言变法，学习西方。第三部分的主要任务是对薛福成经世致用变法思想的具体内容进行整理分析。本文分四部分进行。首先，讨论了薛福成“议院为最良”的变法思想。薛福成从大清国势式微、泰西各国日臻富强的现实中逐渐意识到：不改变专制的政治制度，中国就不可能求富、求强，走出任人欺侮的困境。随着他对西方国家政治制度的了解、探究、经过中西对比，薛福成得出“西洋各邦立国规模，以议院为最良”的结论并由此提出了开设议院的政治主张，奠定了其思想的维新色彩，对当时以及其后的进步思想家产生了重要影响。接着，又讨论了薛福成君主立宪的变法思想。他通过对君主之国，民主之国和君民共主之国三种政体的比较，最后得出：“夫君民共主，无君主、民主偏重之弊，最为斟酌得中”的结论，在文化上反映了改变专制文化的趋势和资产阶级民权意识的觉醒，成为康梁维新变法的直接动力。然后，讨论了薛福成工商为先的变法思想。面对西方强国的欺侮，薛福成希望通过改变商为末的传统观念，大力发展工商业以达到求富、求强的目的。他还提出了一系列具体措施，包括创开中国铁路，发展铁路运输业，使国家富强；机器殖财养民，发展大工业生产，以维护民族利权。最后，探讨了薛福成“曷若以公法为依归”的变法思想。该部分主要从两方面着手，即争设领事以保侨民和籍公法以自存。前者以具体事例展现了作为外交使臣的薛福成，认识到国际法对中国的重要性，通过对万国公法到位的运用，为国家谋取最大利益的变法思想。后者则体现了薛福成对公法的深刻认识，希望在强国林立的现实中，借助公法使中国得以自存的思想。第四部分是对薛福成经世致用变法思想的评价，以及他的法律思想对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影响。薛福成虽然与同时代的其他早期维新派人士的思想一样，大多停留在有感而发的感性认识阶段，没有上升到理性思考的层次，但毕竟对近代中国思想史产生了积极影响。肯定了他承前启后的历史意义，也指出了他思想显露出的浅陋和不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