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结构的转变和技术的飞速发展,第三产业特别是金融行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逐渐上升。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国内金融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由2009年的6.24%增长至2019年的7.8%。金融业的高速发展带动总体经济的增长,同样也对实体经济带来一定的挤出效应,这一现象也被称为经济的“脱实向虚”问题。具体到微观,经济的脱实向虚问题主要表现为从事实体生产的企业购买理财产品进行金融投资的比例超出了自身合适的水平。企业配置适量的金融资产可以为企业提供流动性和增强抵抗风险的能力,但是他们往往受到资金逐利性的驱使,选择将资金注入金融市场寻求高额利润,最终造成企业主营业务空心化。尽管相比于发达国家,我国实体企业金融化程度不高,但是近几年明显呈快速上升趋势。2008年至2019年,非金融类上市企业的平均金融资产占比由1.02%攀升至2.08%。实体企业过度金融化会导致大量资金留在金融部门空转,推高资产价格形成泡沫,影响金融市场的稳定。可以看到,近几年金融业高速发展的同时市场的波动性也随之加大。例如,2015年我国股市经历了大幅下跌,短短几个月时间上证指数由最高的5178点跌至2850,给市场稳定性带来极大的冲击,与此同时股市作为经济的晴雨表也对实体经济产生溢出效应。对此我们不禁思考,我国实体企业是否存在过度金融化的问题?其持有金融资产背后的动机是什么?实体企业金融化程度的加深与金融市场不稳定是否存在着关联?经济的健康发展离不开金融体系的支持,因此如何权衡两者之间的平衡,成为理论和实务界研究的对象。本文选取2009-2019年2356家非金融类上市企业共计19384个时间-企业样本数据,以企业金融资产占总资产比重为实体企业金融化的解释变量,引入股价波动率作为企业财务状况的调节变量,内部控制质量作为信息不对称程度的调节变量,并且用盈余管理程度作为中介变量,取滞前一期的衡量股价崩盘风险两大指标建立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以理论结合实证的方法,对企业金融化影响股价崩盘风险进行研究分析,本文最终得出以下结论:（1）我国实体企业金融化的本质是管理层机会主义,即实体体企业金融化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为正。这一结果同时也说明我国经济确实存在“脱实向虚”的问题,企业持有金融资产导致资金留在金融体系中,使得市场上的金融资产价格偏离其内在价值,造成市场波动性的增大。（2）盈余管理程度确实存在部分中介效应,实体企业金融化由于其背后的真实目的为逐利和掩盖内部的负面消息,会导致盈余管理程度增大,从而对股价崩盘风险产生催化作用。该结果进一步验证了“信息窖藏论”,即股价发生短时大幅下跌是由于坏消息积累到一定程度后释放,对企业在资本市场的价值造成冲击。（3）对于不同企业,盈余管理程度这一中介效应对金融化与股价崩盘风险的关系存在差异。相比于财务状况较好和内控质量较高的企业,财务状况不佳和内控质量较低的企业的盈余管理程度中介效应更显著。本文的主要创新点有:（1）创新性地引入了盈余管理作为中介变量检验企业金融化对股价崩盘风险影响的中介效应。利用真实盈余管理水平和应计盈余管理水平两大指标,更加直观的反映企业金融化（即企业持有金融资产）的真实动机,并从盈余管理角度探究企业金融化对股价崩盘风险影响的内在机理;（2）进一步着重探究了盈余管理程度这一中介效应的有效性。即考虑了企业不同的财务状况和内部控制质量下的“企业金融化——盈余管理程度——股价崩盘风险”这一具体影响机制的有效性,并以此为股价崩盘风险成因的“信息窖藏”假说提供有力的实证证据,是对股价崩盘风险影响因素研究的深化和补充。以我国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经过科学方法展开研究并得到结论后,本文从企业、投资者和政府等监管机构三大角度着手提出具体的建议:（1）对企业自身来说,一方面,企业应当在明确长期发展目标和经营战略的前提下科学合理优化资产结构,以发展主营业务实现长期健康发展为主,减少对逐利性资金的依赖,在配置金融资产的同时考虑其带来的风险以及对自身股价的影响;另一方面,企业要完善内部管控机制,提高信息披露质量,增加信息透明度接受市场以及投资者的正确评判。（2）对投资者来说,提高自身金融素养能够降低投资踩雷的风险。我国金融市场对于发达国家发展存在诸多不足之处,市场的金融资产质量良莠不齐,对此投资者应当具备基本的金融知识,对企业披露的信息要有自己的判断,保持理性独立的投资策。这能极大地缓解投资者负面情绪扩散对我国金融市场的冲击,并对维护市场稳定有一定作用。（3）对监管机构来说,首先要规范企业的金融投资行为,保证资金的合法合理利用,结合企业发展目标和战略定位对不同企业制定个性化的准则,有效防范系统性风险在市场的传导蔓延;其次要精准化实施政策,目标是提升我国上市企业信息披露质量,以构建一个透明化、高效化、高质量话的市场;最后,出台具有针对性的扶持政策,支持实体企业长期健康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