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经过双边、多边的贸易谈判，传统关税、非关税壁垒逐渐减少，跨国贸易中存在的机制性、技术性障碍成为制约贸易发展的重要因素。由其导致的“贸易非效率”作为一种“隐性”的市场准入壁垒开始受到众多国际组织、政府的广泛关注，并促使人们开始不断重视能够清除这些障碍的贸易便利化问题。后金融危机时代，面临复杂、严峻的国内外环境，中国政府提出了“一带一路”重要战略，以加深与沿线国家的联系并维持出口贸易稳定发展。但中国与沿线国家在经济发展水平、社会制度、文化传统等方面存在诸多差异，各国的贸易便利化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存在着“贸易非效率”的潜在问题。基于此，研究中国及沿线国家的贸易便利化水平现状，贸易便利化水平究竟如何影响中国出口效率，对于促进中国出口贸易发展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本文首先从理论层面对贸易便利化与出口效率的关系进行简要分析:提高贸易便利化水平，能够通过降低贸易交易直接、间接成本，减少各种贸易壁垒，提高出口方的出口贸易效率。贸易效率的变动情况会作为信号信息反馈给政府或者机构，为其进一步开展贸易便利化工作提供有针对性的建议。其次，本文从实证层面对贸易便利化与出口效率的关系进行探究。第一步，本文沿用Wislon等学者的方法，构建以基础设施建设、海关边境管理、金融与电子商务、国内规制环境为一级指标的贸易便利化评价指标体系，从贸易便利化整体水平、贸易便利化具体方面两个角度对2011-2017年中国与51个“一带一路”沿线不同地区国家的贸易便利化表现进行对比分析。发现:中国及沿线国家整体的贸易便利化水平有小幅度的提升，在基础设施建设和国内规制环境方面改善明显;沿线国家贸易便利化水平呈现“两边高、中间低”的“U”型特征;不同地区国家在不同方面的表现也存在差异。第二步，本文采用随机前沿引力模型和非效率模型相结合的方法，从整体和分地区两个角度，重点探究优惠贸易安排、贸易便利化总指标、各一级指标对中国出口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优惠贸易安排可以对提高中国出口效率发挥积极作用;相较国内自身贸易便利化表现，提升沿线国家贸易便利化水平对提高我国出口效率的影响更为显著;整体来看，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国内规制环境、金融与电子商务发展水平，海关边境管理效率对出口效率的影响依此降低;但在不同地区这些指标对出口效率的影响程度存在差异。除此之外，本文也根据实证结果分析了中国对沿线不同地区国家的出口效率平均值及变动情况。最后，基于上述研究成果，秉着与沿线国家合作的原则，从继续深化现有经济组织下的合作、注重协调与同步、有步调、有针对性的推进中国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便利化工作进程、注意防范风险等方面提出相应的政策构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