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从行为心理、伦理心理、信仰心理和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的角度，探讨从西周到战国末期的宗教思想的演进。 本文首先论证殷商宗教尚处于“自然宗教”阶段，至上神的地位尚不明确。由此而导致的神界无序正是人间社会制度不稳定的反映，这使巫术思维主导着殷人的宗教信仰。 西周兴起“以德配天”的伦理宗教，这种宗教信仰减轻了盲目迷信带来的恐惧、禁忌，首先是对心灵的解放。周人的至上神是昊天上帝以及与上帝相配的祖神。人间的德行有了神权的保证。使人的主体性、主动性有所提高，巫术思维降入低层。西周宗教又是现实宗法血缘关系的反映，德未达到普遍伦理，孝又特别强调亲疏远近的区别。这都反映在“礼”的宗教、政治、伦理的风俗制度体系里。 西周祭祀神灵的礼仪制度有严格的等级性。周王祭至上神，臣下祭祀小神，庶人未列入宗法宗教体系。但可以参与祭祀没有“政治性”的自然、农业神灵，上下层的宗教信仰也分化了。巫术渗入生活，和生产经验、原始科技混融在一起。西周的宗教、政治、伦理、习俗都混融入“礼”的形式，而原始神话没得到充分发展。 春秋时期王权坠落，至上神也失去了神圣的权威。许多以天命为保证的政治行为其神权意义开始褪色。诸侯更重视与自己有关的地域神灵。西周制度礼崩乐坏波及宗教，神灵的等级秩序也被破坏。春秋时代昊天不显，活跃在神坛上的多是德行不定的神灵，原始的信仰泛起。一些贤明的卿大夫怀疑天命，兴起重人轻神的理性思潮。西周的“德”开始演化成普通伦理范畴。孔子怀疑天命存在，但在德性上又眷恋天。他以“仁”发展了西周具有神性意义的德，从而将价值判断的本源回归于人性，剥夺了宗教信仰用以安身立命的功能。 战国时期代表平民思想的墨子扬弃了西周的宗法精神，别创一套神灵系统。但墨子的宗教思想也有存在论与价值观的矛盾，后期墨学没有继续向宗教发展。老子则以哲学范畴“道”从世界观上动摇了传统宗教的根基，但道家在生命体验、修养身心上有通向神秘主义的潜质。这构成了以后道教产生的条件。 礼仪演示的宗教精神和神话描述出来的神灵故事都是混合着崇秆、信仰和迷信的感性体验。战国百家争鸣推动了整个社会理性思维的发展。人们不再满足于感性化的、“唯象”的宗教意识，宗教也有与哲学思维结合的可能。阴阳五行本来都是朴素的自然哲学观，在春秋战国逐渐和宗教合流。 由于农事生产的需要，民问一直有自然崇拜、农业宗教的悠久传统。当伦理化的神纷纷随宗法宗教沦落之时，自然崇拜的神灵则应和了地域化郡县制国家对宗教的需要。春秋时期诸侯就把山川土地奉为自己的保护神。战国时来自民间和燕齐秦楚等国的宗教思潮厂始汇流成新的造神运动。 阴阳五行在春秋就与五方神崇拜结合，在战囚则发展成五帝崇拜，但它仍带着自然崇拜的原型。五帝本身并不是至高无上的主神而是要服从于五德终始的演化规律，迢从一种“道”的规则。阴阳五行的神学化是对民间信奉的巫术思雏的提升。我国古代因为未曾发展出那种全智、全能、全善的上帝，巫术信仰始终有它的地位，巫术是一种特殊的、更具操作性的宗教技能。来自民间的方士部精通巫术化的数术方技，再加之以阴阳五行的理论，具备了向上层政治发展的可能。 邹衍的五德终始说就是这种政治化的神学，它给战国时期的改朝换代提供了新的“天命转移”的依据。阴阳五行上接政治神学，下通民间信仰，在社会上广 泛流布，给我国传统文化以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