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国家法治化进程越来越快,现代化公司的治理模式越来越多样,作为投资者的股东在这样的环境下,法治意识越来越强,因而我国有关股东查阅权诉讼的案例越来越多。股东查阅权的立法规定争议较多,该问题在现实的司法实践中也存在,出现了不同法院对于同一问题裁决不一的情况。随着《公司法司法解释四》的出台,其中对股东查阅权进行了详细的规定,相较从前有了很大的进步,但在实践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例如,对“特定文件材料”理解,对行使查阅权主观要件“不正当目的”情形的认定,实质性剥夺股东查阅权条款的效力,以及第三人辅助股东行使查阅权的问题等等。通过对案例的分析,法条的解读以及理论的研究,笔者发现对于有限公司股东查阅权的问题仍然主要集中在查阅权主体资格的认定、查阅权客体范围的认定以及如何行使查阅权的问题上。在本文中笔者认为,对于查阅权主体资格的认定应分为两方面,第一,对股东资格的认定,其中对实质要件与形式要件作出了权衡,还包括对出资瑕疵股东和隐名股东查阅权主体资格的认定;第二,对于特殊查阅权主体的研究,包括股权转移后股东,股权信托人和股权利益相关者是否具有查阅权主体资格。对于股东查阅权的客体范围中,认为我国的列举式立法模式会存在列举不周的情况建议采用概括列举式的立法模式对于查阅权范围予以规定,同时对司法实践中股东是否可以查阅会计凭证和母公司的股东能否穿越行使查阅权这两个问题予以分析,笔者这两个问题均持肯定态度。对于股东查阅权的行使问题,笔者认为应当分别从客观和主观两个方面来看待,首先在客观要件方面应满足行使的前置程序和查阅时间地点的要求,其次在主观要件方面,先判断是否符合主观要件的适用笔者认为应当因查阅权对象的不同区分适用,对于其主观要件的认定,笔者认为应满足正反两方面的要求,并且对于司法实践中有关“不正当目的”的情形予以解读。在查阅权的行使方面,对第三人行使辅助查阅权给出一些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