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佛教心性论是佛教哲学与中国固有哲学思想的契合点,在中国佛教哲学思想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北宋著名禅宗僧人契嵩以心性论为基础,融合三教,试图找到佛教在中国生存发展的根基。目前学术界对契嵩思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其“儒佛一贯”思想、孝论思想、学思历程等几个方面,而对于其心性论思想则重视不够。因此,本文从契嵩心性论的思想渊源,逻辑架构和伦理向度出发,探析契嵩心性论,这对全面理解契嵩思想乃至北宋佛教心性论的转向会有所收益。契嵩心性论思想渊源于儒释道三家。契嵩继承禅宗六祖慧能心性论,重修《坛经》,详细梳理了“心”与“性”的概念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同时他吸收儒家《易传》和《中庸》的心性思想,将儒家人性说引入佛教心性论中。此外契嵩的心性论受到了老庄“无为见性”的影响,认为佛教的清净无为与道教的“无为之性”很相似,要达到清净寂灭之境,必须灭尽“情感之累”,所以契嵩的心性论体系是以心为本体,具有融合三教的时代特色。契嵩的心性论对“心”、“性情”作了建构性的诠释,此诠释又关联到定格“心”的本体地位,存在方式,实践目标,以及对性与情的关系的剖析,强调“以性教人”而不是“以情教人”,进而阐发“以性制情”的重要性,凡此,皆不离心。在此基础上站在佛教的立场采用《大乘起信论》中“一心开二门”的思维模式阐明“心”与“性情”的关系,最终建立起心——性情——心统性情的逻辑架构。契嵩在阐释心性论的逻辑架构的同时,又对伦理教化思想展开诠释。首先在家庭孝亲伦理观方面,契嵩的孝亲之道把“孝”提高到心性论的层面,借用儒家“诚性”理论阐释佛教之孝,将佛孝置于最高的“至极性”的地位,认为佛孝统摄儒家之孝,并且主张孝行在行孝中占主要的地位。其次在教化之道方面,契嵩认为阐释“心”“道”本体的过程就是道德教化,并将教化之说运用于治国,详细阐述了王道政治的法则。至此,契嵩的心性论也就最终从心性本体理论落实到伦理实践当中,使其理论与心性的解脱不相分离,最终达到见道成佛的境界。契嵩心性论在融合儒释道三教心性思想的基础上,将其发展深化,建构了完整了心性论体系,对于会通三教思想有深远的影响,因此在佛教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对后世佛教的发展也产生了深远影响,其心性本体理论的思维模式对宋明理学家关于心性理论的思考也有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