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论文出于我在研究当代“建构”思想时所感到的困惑，此一困惑与“建构”观念在不同时期，不同立场的表述有关。为此，论文首先将“建构”视为一种“知识状况”，并将关于“建构”的各种言论、观念置于现代性的背景中加以检视，即以一种“建构的现代性视野”作为论文的切入点。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尤其是阿多诺的“非同一性”的哲学思想为论文提供了具有指导意义的方法论基础。因此，本论文的研究目的也在于：试图通过“建构”的现代性的批判建立一种所谓的“非同一性”的“建构星丛”，并以此作为探索中国特殊现代性语境下的“建构”策略。“建构”的现代性批判遵循一种“平行结构”的研究模式进行：全文研究的框架共分为三个部分。其中上篇《透支的想象》主要籍由“启蒙现代性”的立场，探讨了“建构”观念的形而上学研究、“建构”观念的“滑移”以及启蒙现代性对“建构”话语的重构，从而揭示出“建构”对于现代建筑学所具有的“建设性”作用，同时也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当代的“建构”观念是被现代化主义所高度整合后的结果。论文的中篇主要从“文化现代性”的立场出发，通过对散普尔、路斯、塞克勒以及弗兰普顿等“建构”学者的批判性言论进行分析后表明：“建构”作为一种批判的实践策略，其作为“文化现代性”的“批判潜质”是一直伴随着“建构”作为启蒙现代性的“建设作用”而同时产生和发展的。论文的下篇《危险的边缘》可以被看作是对“启蒙现代性”和“文化现代性”两方面的“建构”话语进行联结的尝试。其中籍由阿多诺的“非同一性”哲学思想衍生出的“建构星丛”，为我们突破传统形而上学的本体论原则提供了“契机”。使我们能够将困惑我多时的那些不同时期，不同立场的“建构”言论得以完整表述，并从中发展出这样一种关系：这些“建构”言论既相互关联，又彼此参照，共同构成一种开放的、非压抑的、非同一性的“建构”体系。论文的最后，我将“建构”的现代性批判从理论转向了实践，并从两种后现代性语境中发展出两种“后现代建构学”的话语：一种是从散普尔到德勒兹，其中对“集群建构”的探索揭示了“建构”在当下西方建筑学中的发展趋势；另一种是从“建构”到“营造”，其中将“营造”作为一种“建构”的边缘性话语”既向我们揭示出中国现代性语境的特殊性，同时也作为我的“建造活动”的理论基础和行动指南，从而为“建构”的现代性批判增添了更多的实践活力和现实意义。我相信，“建构”的现代性批判能够产生出这样一种观点，出自现代性，但同时也产生于对现代性的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