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文论文集或文选是一种引进西方文论的常见方式,与一般西方文论文集或文选相比,著名文论家赵毅衡先生在八十年代编译的《“新批评”文集》中近两万余字的三十篇“编者按”显得别具一格。综观近三十年来新批评的中国化进程,赵毅衡先生的“编者按”对学界研究、运用甚至重新审视新批评都是至关重要的。它共同承担了“标杆”与“靶子”复杂角色,因而我们称新时期以来学界存在着新批评中国化的“赵毅衡现象”。我们以“编者按”为研究对象,系统梳理和深刻辨析了“编者按”内容,并与原初语境中的新批评进行比较,进而动态追踪了它在中国语境中三十余年的境遇,这不仅有利于学界重新审视和客观评价“编者按”功过,同时也可以为西方文论中国化过程中文论选集的编选工作提供一些有益的经验,从而有效地促进西方文论的中国化进程。绪论部分梳理了学界对“编者按”观点的评价线索,从译介、研究、传播和实践四方面描述了新时期新批评中国化的“赵毅衡现象”。但对于“编者按”来说,已有的论述均是较为零星而表面地一笔带过,还未有论者全面、系统、集中、辩证、动态地探讨过“编者按”,至于汲取其对文论文集编选的智慧及教训则更乏其人。第一章阐释了“编者按”的由来及内容。通过比较“编者按”与赵著《新批评》,呈现了二者之间在逻辑结构、编选比例、阐释意向等方面的同一性。第二章辨析了“编者按”对新批评的”守正”与”变异”的三种情况:第一,在新批评的分期、作品的辩证构成、反讽的概念阐释等方面都守其正宗。第二,对“复义”的翻译与阐释很好地把握了守变程度。第三,在作品与作家、读者、世界的关系,以及新批评家的理论与实践等问题上,“编者按”的论述就显得“变异”过度,是我们重点剖析和澄清的对象。第三章总结了“编者按”对西方文论中国化进程中文集编选的诸多启示。编译者在引进已然定型的理论派别时,应尽可能地处理好“守变”关系:第一,全面还原西方文论流派之间的区别与联系,对隶属于文论派别的基本性常识性问题应当严守正宗,编译者在推介时应谨慎论断;第二,灵活处理个体思想的完整性与流派主张的独特性;第三,辩证看待理论阐述与批评实践之间的复杂关系;第四,理性辨析理论引进历程中的渐进过程和问题导向,如有内涵与中国古典文论有较大程度契合的核心术语,不妨尝试中西结合的译介方法,借机“复活”中国古典文论优秀因子,实现从“西方文论中国化”到“批判理论当代化”的良性过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