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农立国”论作为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经济思潮,具有反都市化和工业化的特性,表现为憎恶现代工业社会和都市生活,向往或企图维护和恢复农村那田园牧歌式的生活情趣和生产方式。它萌生于世界工业化大潮中的亚非拉许多不发达国家和地区,其中尤其以我国最为活跃。它反映了我国经济长期落后,农民小生产如汪洋大海之历史传统。20世纪20年代,惨烈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大战的前因后果改变了人们对工业化文明的一昧敬仰和向往。战后,西方世界开始了对工业化弊端的反思,中国的一部分知识分子也高扬起东方文化的大旗,强调农业文明的现代价值,提出“农国论”,并由此引起思想界对中国社会发展道路的探索与争鸣。 无论是传统的“农本”思想还是近代的重农主义,“以农立国”的历史痕迹在中国随处可见。从20世纪20年代的“吾国当确定国是,以农立国”的初步提出,经过30年代“振兴农业引发工业”的发展,再到40年代的“以农立国,以工建国”的调和兼顾,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在“以农立国”派等人的不断努力、不懈探索下,“农国论”不断充实内容,更新理念。 章士钊、王鸿一、黄炎培、梁漱溟、晏阳初、卢作孚、陶行知、董时进、杨开道、费孝通等是20世纪20-40年代“农国论”的代表人物。章士钊是“农国论”的首倡者--“余之志向,久在以农立国”,他所追求的“以农立国”理论是一套完整的政治、经济、文化建国方案；王鸿一的“村本政治”思想影响了梁漱溟研究乡村建设,并由此引导了全国性的“乡村建设运动”,影响广泛；黄炎培的“以富以教以治,使村民稍知有生之可乐”为中国农村教育注入了新的活力；梁漱溟“从创造新文化上来救活旧农村”成为其乡村建设运动的指导思想；晏阳初认为“复兴民族,振兴国家,首当建设农村,首当建设农村的人”,把对“新民”的教育培训视为最重要之事；卢作孚“乡村运动的根本要求是实现现代化”的理论,可谓是时代的强音；陶行知提出“中国以农立国……平民教育就是到乡下去的运动”,号召知识下乡；在董时进看来,我们的优势是“中国有长远之农史,广大之农地,良善之农民,宜发挥其所长,不宜与西人为我占劣势之竞争”；杨开道坚持“过去的中国是以农立国,现在的中国仍然是以农立国,进来的中国还是要以农立国”；费孝通基于“中国农村经济……是要工农相辅,不能只依靠农业”的认识,提出发展“乡村(土)工业”。“农国论”者一步步地坚持着对实现中国富强道路的不懈探索。从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在“农国论”的思想理论指导下,“农国论”的实践家们,以“民族再造”与“民族自救”为己任,在中国大地上开展了旨在挽救乡村衰败、复兴中国乡村的的乡村建设运动,凸显了“农国论”的社会实践意义。晏阳初的平民教育-乡村科学化-河北定县模式：卢作孚的实业民生-乡村现代化-四川北碚模式：梁漱溟的文化复兴-乡村学校化-山东邹平模式,便是其中的典范。在众多的质疑和辩解中,在乡建领导人的理论矛盾与困惑中,规模浩大的乡村建设运动尴尬地生存和发展,并在1937年日军的入侵后被迫停止。 20世纪20-40年代的“农国论”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农国论”是知识界对中国社会发展路向的深入思考和对现代化问题的艰辛探索；“农国论”不断改进和创新,体现了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农国论”与建设乡村的实践活动紧密联系在一起,发扬了儒家的“经世致用”思想；“农国论”把农村、农业、农民看成一个整体并做系统思考,揭示了农业在现代经济中的基础地位,富有时代性的开放、进步气息：“农国论”者在实现现代化道路的探索中很好地弘扬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遗产；“农国论”蕴涵的丰厚农业文化理念,拓宽了我们全面认识农业的意义及其经济伦理价值的新思路；但“农国论”多次从文化角度立论思考中国发展道路问题,过多地强调文化因素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过分强调我国的“农国”地位,夸大农业对国计民生的作用,有时甚至把农业与工业的发展对立起来,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20世纪20-40年代“农国论”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理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