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审视古代文学发展史并将目光聚焦在晚清的时候，都能深切地感受到世变背景下学术论争、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盛况，而这一切都与当时内忧外患的政治环境、经世致用的学术环境、感世伤时的士人心态等有着密切的关系。文廷式（1856—1904）的诗词创作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进行的。文廷式怀负奇伟，天才横溢，其诗词作品抑扬时局，针砭时弊，寄托了个人忧危念乱的忠愤和壮志难酬的悲慨，字里行间贯注着个体的生命跃动，展现出诗人情感、价值、思想、意欲等交织而成的多维复杂的精神世界。更值一提的是，文氏之诗词创作无论从思想艺术方面来讲，还是从兴发感动的作用来讲，都传达出一份深挚的志意和理念，给人以强大的感发力量，同时也表现出一种转益多师、不拘一格的姿态，真可谓中国文学中不可多得的瑰玮双璧。本文以文廷式的诗词为研究对象，主要由绪论、正文和附录三大部分构成。在对文氏诗词展开具体论述之前，文章综合文氏年谱及奏疏、笔记、日记、随笔等著作，从知人论世的角度对文氏之家世、生平、思想、著述等内容作简要的分析和介绍，为后文文氏诗词的探讨提供一种写作背景。文氏家世变迁的轨迹对我们进一步讨论文氏诗词与其家风影响之关系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对文氏政治主张与史学思想的考察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其诗学理论和词学主张，因为文氏著作中所体现出的世界观、价值观、历史观是相互贯通的。关于文氏的交游结社，文章尤其着力于交游中与其文学活动关系比较密切者，以此展示文廷式的生平行实以及与同时代文人及群体流派的文学渊源关系，由点到面，进而正确认识、全面观照清季诗坛、词坛的整体面貌和文学观念的演化。文氏的诗学观念和词学主张与其诗词创作是相并行的，因此，对其诗学观念和词学主张的探讨显得尤为必要。而事实上，文氏没有系统的评诗论词的著作，仅有零缣余墨散见于笔记、日记、序跋等著述中。笔者今从文氏《纯常子枝语》、《琴风余谭》、《闻尘偶记》、《伐山取材》等著作中辑出文氏论诗说词之吉光片羽，借以窥测文氏诗学观念和词学主张之全貌，并将其置于晚清诗学、词学发展的大背景下，以期深入全面认识文氏在清末诗词史上的地位。晚期清诗，流派纷杂，各自树立。文廷式不仅与各派首领如陈三立、王闿运、黄遵宪、易顺鼎等相交非浅，在政治见解上亦同气相求。然而，在诗学主张上，文氏却兀傲不随流俗，不盲从于任何一派。他论诗强调以雅正为归，并要求转益多师、兼采唐宋以变化出之，同时也十分注重以性情为诗，并认识到吟诵对诗词创作的重要作用。这绝对不同于那些斤斤于门户之争的诗派所提出的诗学主张，在祢宋诗学影响下的晚清诗坛确实是难能可贵的。在这样诗学主张的指导下，文氏诗歌创作呈现出多元并蓄、异彩纷呈的局面，足可以与清末众多诗派的领军人物相比肩。虽有不足之处，但实属白璧微瑕，终难掩其作品在当时诗学环境下所取得的突出成就。可以说，文诗是合诗人之诗、学人之诗、政治家之诗为一体不可多得的佳制，其中情感表达的缠绵往复、声韵节奏的抑扬抗坠、使事用典的广博恰切、对仗的精工流畅奠定了他在晚清诗坛上的地位，这在清末诗史上是不容抹煞的。清季词坛，王鹏运、郑文焯、况周颐、朱祖谋四家承常州余绪，为常州词派的界内新变，固当为晚期常州词派四大词人。文廷式与四大家同时，论词却不以门户为限，要求力斥柔靡，济以豪宕，转益多师，拔帜宗外，词学宗尚与以四大家为中坚的临桂词派卓然相异。这在常州词派牢笼的晚清词坛，确实具有药救时弊的重要意义。在创作上，文氏不仅远绍花间词人、苏东坡、辛稼轩，还近承以陈澧为中心的学海堂学人词人群，并与同辈友朋如王鹏运、梁鼎芬、沈曾植、易顺鼎等切磋攻错，能经纬古今又自铸面目，形成了“气象与人不同处”的不拘一体、多元并融的风格。可以说，文廷式是清末词坛的一个另类，他的出现昭示着清末词学内部的自救、自振、自新，也暗示着词学即将要跳脱出传统的羁绊，发生一次重大的变革。附录包括文廷式年谱、文廷式论词、《云起轩词》词评辑录、《云起轩词》补遗、文廷式诗歌补遗、文芸阁先生词话、文廷式诗词集序跋辑录、《云起轩词编年校注集评》（存目）等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