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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拉制度是一项在藏区持续了数百年的特殊劳役制度,主要为交通运输服务。在漫长的封建农奴制社会中,它在巩固中央王朝对藏区的统治,加强内地与藏区的政治、经济联系,沟通汉藏两族人民的思想文化等方面都曾起过重要作用。 康区位于四川省西部,是藏族传统的“康、卫、藏”三大区域之一,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元时,随着中央政府在康区设置驿站,乌拉制度开始在这一地区推行。到了清代,康区的乌拉制度逐渐具备了自身的特点,由强制性的无偿劳役转化为虽然仍为强制性的,但给予低廉报酬的有偿劳役。同时,承担乌拉差役的人民根据不同的标准而划分为人差、马差、枪差等不同的等级。乌拉的种类也按支应的路程、支应的内容和支应的方式有了不同的划分。清末,为将康区纳入中央王朝的直接管辖,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在该地区进行大规模的改土归流,交通运输日益繁忙。为保障军政运输的畅通,赵尔丰对乌拉制度进行改革,首创了乌拉章程。 民国时期,康区政局动荡,军事纷争不断,交通更为繁忙。广大差民的乌拉负担日重。且因在支用过程中,军政人员与土司、通译等互相勾结,不遵章程,致使假公济私、克扣脚价、吞没帮差费、籍端勒索等乌拉弊端层出不穷,严重阻碍了康区军政的推行和经济的发展,加剧了康区社会的动荡。为此,历任治康者对乌拉制度进行过不同程度的改革。尤其是1927刘文辉统治康区后,在长达22年的时间里,他从改订完善乌拉章程、设立监察制度、兴办乌拉运输公司、修复台站等各个方面对乌拉制度进行了不断的改革。但所有改革均以失败告终,乌拉弊端仍然存在,差民痛苦依然如故。四川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本文吸收了大量前人的研究成果,以大垦的史料为依据,较为系统地重构了乌拉制度在康区的形成、发展及演变的过程,分析了这一制度的特点、弊端及其在康区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同时,从康区特殊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和地理环境等四个方面深入探讨分析了自清季以来围绕该项制度所进行的改革及改革失败的原因,展现了当时整个康区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交通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