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步入中期,传统礼法精神和秩序开始回归,出现新变化。在这样的礼法秩序体系下,亲属之间固有的恩义异于常人,又因尊卑有别,使得亲属之间相殴之责有所不同。亲属相殴异罚在清代法制中占据着重要地位,是朝廷维护纲常伦理,宣扬教化的重要方式,对家庭的生活和个人行为都有重大影响。除引言和结语外,全文共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结合《大清律例》、《大清通礼》,对清中期亲属相殴异罚制定基础的五服亲属关系进行简要介绍,划分为血亲的本生亲属与非血亲的义合亲属,在此基础上列举不同层次的服制规定。清代中期的统治者进一步维护家族主义,在《大清律例》有关服制的基础上,扩大了服制的范围,使得亲属相殴异罚的适用空间也随之进一步扩大。第二部分基于《大清律例》的规定,大体按照清律的体例,结合清代的刑科题本,将亲属相殴行为分为本生尊卑亲属相殴异罚、夫妻相殴异罚、妻妾与夫家亲属相殴异罚、夫与妻家亲属相殴异罚等四种情况加以阐述。在亲属相殴异罚中,卑幼和尊长同样的行为,处罚的差别大到从无罪到凌迟,但如此悬殊的刑罚差异并未在司法中被完整地适用。部分卑幼因为过失而情有可原的殴伤尊长案件,以及卑幼正当的反抗尊长侵犯的案件得到前所未有的宽大处理。第三部分结合案例,总结清中期亲属间相殴异罚的特点为继承维护亲等的传统、发挥情法两平的作用、萌生“平等主义”的思想——即其中部分案件的处理中通过对个案中对被害人与加害人之间“恩义”的判断替代在先的服制,从而萌生了一定程度的“平等主义”。清中期官方对服制亲属相犯类案件高度重视,并进行多次调整,为历代所罕见。尽管这一时期对卑幼殴尊长处罚极重,继承了维护亲等的传统,但在实践中有关案件的处理体现了衡平的考虑,动摇服制秩序这一古代社会的“铁律”,是不应当被忽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