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从话语生存论的角度探讨了战争年代(1937——1948)的话语分布。话语生存论认为话语是生存的家园。本文主要分析了三种话语模式：毛氏话语、大众话语和胡风话语。 毛氏话语是成熟的政论白话文和以毛泽东命名的话语权威的结合。毛氏话语在本质上是一种权力话语，有多方面的特征。在毛氏话语的形成和实践中，教化本身成为毛泽东的生存之状。 文艺大众化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核心事件之一，完成于抗战时期以延安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大众话语是新的话语方式和无人格话语主体的结合。这种新的话语方式指的是战争语汇和民族形式的结合。大众话语的主体既不是知识者，也不是大众，而是以新民主主义文化为核心的意识整体。在大众话语的话语主体的引导之下，知识者完成了同一的生存状态。 胡风话语是欧化白话文和言用者胡风的结合。战争化的术语，大众化的时代强势，白话欧化的坚持，以及由于胡风自己在语言上的局限，就使他的话语有了种种纠结。现实主义的置身成为胡风的生存之状。 毛氏话语、大众话语和胡风话语共存于战争年代的言说场，战争参与到话语的建构之中；而三种话语模式对知识者与人民关系的不同处理，形成了三种话语模式之间的冲突和紧张，使得知识者的言说在后战争年代出现了危机和新生，从而也预示了知识者的命运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