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复兴时期,西欧的星占医学（Astromedicine）全面吸收了古代和中世纪西欧及阿拉伯世界的成果,理论更加完善。星占学的医学应用从大学、王室和教会等精英阶层,渗透到普通大众。研究该时期西欧的星占医学有助于我们重新审视这段“人”与“自然”同时复兴的历史。同时,发掘文艺复兴在中世纪西欧和阿拉伯世界的文化基础,全面认识自然科学发展的“范式论”和“连续性”论战。再者,可根据文艺复兴时期星占医学的盛与衰,为世界其他民族的传统医学发展寻找一些经验和教训。论文首先梳理了西欧星占医学的历史渊源及其在文艺复兴时期兴盛的文化与社会背景.希腊罗马时代,尽管托勒密将星占医学理论系统化,但西欧的星占学与医学只是简单结合,仅被应用于个别医疗实践。中世纪早期,阿拉伯人继承了西欧的星占医学,在理论和技术上迅速发展。12世纪,西方学者的翻译运动将星占学重新引进西欧。至文艺复兴时代,人文主义哲学家以及自然哲学家提倡的宇宙和谐论以及自然星占学,为星占医学系统提供给了理论创新。新柏拉图主义者创造的“世界精神”（spiritus mundi）,为人提供了理解宇宙秩序的自然方法;赫尔墨斯主义的复兴以及中世纪晚期基督教卡巴拉主义的发展,也促使人文学者关注和模仿自然。社会危机和生存危机为星占学的医学应用提供了滋长空间。同时代的医学人文学者发展了这种文化复兴潮流,整理、翻译和评注了大量古代星占学中关于医学部分的论著,讨论生命的形成、成长以及死亡等医学和哲学问题。对盖伦和托勒密理论进行修正和补充,同时吸收了阿拉伯的三级行星会合理论,使星占学与医学的关系有了更加具体的指导。星占医学的原理主要基于大小宇宙的和谐观念与数理天文学的观察,据此归纳出三大理论要素,即行星、黄道宫与天宫,分别对应人体的相关部位以及体液。医生基于“关键期”理论和行星大会合理论来解释日常疾病与流行病。作为一种文化复兴运动,星占医学首先进入到精英社会中。自中世纪晚期,西欧许多大学设立了星占学学院,或医学院设立星占学相关的机构,并规定星占学的执业规则,文艺复兴延续并深化了这一传统。学院派就星占医学的功能和地位进行了激烈的争论。支持者占多数,他们认为星占医学可以服务于完善生命、管理医药;反对者则攻击星占医学的随机性、不可验性。在争论中,产生了一批“折中派”,他们主张对星占学及其具体理论进行改革,尤其是盖伦的“关键期”理论与阿拉伯的行星大会合理论,以适应不断增长的数理学和医学知识。大学也是王室和教会人才的给养地,因而星占学知识与实践很快渗入进政教精英之列。王室聘用星占师为自己提供日常疾病的诊疗、预防和养生,以保健康和长寿。同样,星占师也帮助贵族在合适的时间结婚和受孕继承人。王室支持星占学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为自己的政治、军事决策和咨询提供参考,以保证权力来源、扩张的合法化解释,或作为展示和炫耀实力的资本。而教会精英们热烈争论的核心问题是天体宇宙秩序与上帝神圣秩序之间、星占治疗与信仰疗法之间的冲突。在调和冲突的过程中,基督教神学家发挥了“祛魅”的坚实作用,星占学只能用于医疗实践才是合法的,并且将天体的治疗系统与圣徒守护系统结合起来。至16世纪末,学者们对星占学争论和改革的声音越来越小。非学院派医师对星占医学的应用导致其理论的简单化,星占医学已经脱离了上层社会的纽带,成为流行医学,从事星占学治疗成为一项有利可图的事业。医师或星占师在年度星历和日历中编写各种星象预测,同时发布医疗广告来推销自己的星占诊疗能力和服务,以争取更多的客户。随着医疗市场的多样化和竞争化,大众可选择的医疗方式增多,患者与星占医师的互动更加频繁。一些患者为了验证星占医师的水平,拿马尿或他人的出生图给星占师。另一方面,咨询星占学的女性患者越来越多,主要询问关于妇科疾病的问题,但更多地是借治疗之名询问关于婚育以及配偶私情的预测问题。因此,文艺复兴时期西欧的星占医学继承了古典时代西欧世界和中世纪阿拉伯世界的成果,并且修正了同时代的医学哲学思想,迎合了精英和大众的需求,发展达到顶峰。在完善生活、维持健康和治疗疾病的价值之外,星占医学在不同的社会群体中又发挥了不能的社会功能:就文化复兴带来的身体与情欲之“性”问题,星占医学为其摆脱道德束缚;就政治精英来说,星占医学为其权利的合法化、扩张以及炫耀提供了自然来源;就宗教而言,面对信仰危机,星占医学为其信仰疗法和上帝唯一提供了嫁接平台。在文艺复兴思想多元化的时代,学院派关于星占医学功能与地位的争论,引发了关于数术治疗的革命,以失败告终。直至近代早期,医疗市场竞争日趋激烈,星占医学的功能除了指导放血、开处草药方方面,更多地成为大众尤其是女性解决生活和家庭问题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