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司法改革进程中,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一项新的探索,对于缓解诉讼案件积压和司法资源有限之间的紧张关系具有重大意义,其中,上诉审在认罪认罚程序中具有重要地位。由于认罪认罚制度的适用并未限制被告人的上诉权,因此在上诉不加刑的原则保障下,极易发生被告人企图以虚假认罪换取二审较轻判决的情形。不过,二审法院和检察院也会通过驳回或抗诉的方式对抗被告人这一投机做法,然而,也产生了被告人真正诉权无法得到保障的困境。实际上,在英美法系国家,由来已久的辩诉交易就是认罪认罚制度的核心精神。而后,大陆法系对此进行制度移植,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且两大法系都对辩诉交易过程中被告人的上诉权进行了立法的明文规定。相反,我国《刑事诉讼法》却并未对认罪认罚制度中被告的上诉权进行限定。故结合认罪认罚上诉案件的困境,不少学者建议对被告人的上诉权进行限制。笔者认为,认罪认罚制度的背后蕴含着刑事政策宽严相济的内在要求和公正效率的价值追求。毕竟,全然限制被告人的上诉权是对二审纠错和救济功能的偏废,而不加限制的保护又不利于缓解目前司法资源有限的困境。本文通过比较、分析、归纳等方法,系统阐述了上诉权的价值所在;对认罪认罚上诉的案件做了实证考察;对比域外立法经验,提出完善我国认罪案件被告人上诉权的一些建议。全文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阐述了认罪认罚案件被告人上诉权的理论基础;第二部分通过数据收集的形式对认罪认罚被告人上诉权行使的现状进行分析,提出目前的现实困境;第三部分比较了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代表性国家的辩诉交易制度,在被告人上诉权立法设计方面,为我国认罪认罚制度的完善提供参考与借鉴;第四部分将结合本文实证研究结果,吸收国内外的理论观点和立法精神,对我国认罪认罚被告人上诉权的完善提出有关建议;第五部分为对全篇研究结果的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