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报告提出,推进构建刑事诉讼中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2016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在全国部分地区开展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试点工作。在总结试点经验的基础上,2018年《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增设了认罪认罚从宽的相关制度。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变了传统对抗式的刑事诉讼模式,使得认罪认罚的案件中的控辩关系由对抗走向协商。量刑协商作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认罪认罚从宽诉讼机制有效运行的关键所在。量刑协商机制是协商式刑事司法模式的集中反映,体现了刑事司法和谐的基本价值理念,提升了被追诉人的诉讼主体地位,符合控辩平等的基本原则,极大提高了诉讼效益。合法有效的量刑协商机制的构建,既有利于实现刑法惩罚、教育和改造的制度功能,又有利于发挥认罪认罚自愿、合法和正当的价值追求。量刑协商机制的不健全成为影响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实效发挥的关键障碍。量刑协商目前存在的问题主要体现为:一是量刑协商“协而不商”。检察机关单方提出量刑建议,被追诉方只能被动接受,缺乏“协商性”,有违协议平等原则。二是量刑协商缺乏有效的律师帮助。值班律师在量刑协商中“见证人”的地位,使得控辩协商地位失衡。三是量刑协商缺乏程序约束机制。合法有效的量刑协议必须受到明确规范的程序约束,而量刑协商程序机制的缺失,使得量刑协商缺乏规范性。构建完善的量刑协商机制,能够充分发挥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实效性。针对司法实践中量刑协商机制存在的问题,本文提出如下完善建议:一是重塑检察机关在认罪认罚案件中的角色,更新职能理念,提高量刑建议的规范性;二是增强辩方的力量,完善值班律师制度,明确定位,保障相关权利的行使;三是构建统一的量刑协商程序机制,用程序规范权力行使,保障权利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