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资源要素稀缺程度的不断上升和信息技术对地方政府精准评估企业生产率能力的提高,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开始采纳从浙江省兴起的集约导向型政府干预。这一新型的政府干预以地方政府综合多部门掌握的数据评估出的企业生产率为依据,旨在通过政府干预差别化企业要素使用成本,促进资源要素向高生产率企业集中,实现区域内要素资源的集约利用。直观上来看,集约导向型政府干预将优化区域内的要素配置,进而提升地区生产率,但作为地方政府以“有形之手”深度干预市场的一种方式,实施集约导向型政府干预可能带来非合意的经济后果,降低区域经济绩效。本文从理论和实证两个层面考察了集约导向型政府干预对地区生产率的影响机理,试图回答其究竟会对地区生产率产生怎样的影响,具体的作用机制如何,又该如何避免可能的负面影响等重要问题,为集约导向型政府干预的进一步完善提供理论基础和经验证据。论文的内容主要包括如下四部分:首先,研究集约导向型政府干预的特征,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其影响地区生产率的路径。通过系统梳理浙江、江苏和山东等8个省份150余份相关政策文件和300余篇新闻报道,本文提炼出了当前集约导向型政府干预的三个典型特征:生产率导向性、强制性认证机制嵌入和要素使用成本差别化。然后,通过分析这一类型政府干预影响下企业的行为决策,本文明确了集约导向型政府干预影响地区生产率的要素配置和创新激励两个路径。这些工作为后文理论模型的构建提供了必要的现实基础。其次,在异质性企业垄断竞争框架下,分别构建集约导向型政府干预影响地区生产率的要素配置和创新激励的数理模型,从静态和动态两个不同的视角研究其对地区生产率的影响机理。在静态的要素配置视角模型中,本文假定企业在生命周期内生产率保持不变,通过干预前后市场均衡的比较静态分析,识别出了要素配置视角下集约导向型政府干预对地区生产率的三种效应:降低地区生产率的产业协作破坏效应、提高地区生产率的投入结构优化效应和增值型要素重配效应。而在动态的创新激励视角模型中,假定企业生产率提升的可能性随着创新投入高低变化,区域间可通过贸易相联系,本文研究发现集约导向型政府干预能提升实施区域内企业的创新激励,进而提高地区生产率,但同时也会挤出未实施区域内企业的创新激励,从而降低未实施干预区域的地区生产率,具有负外部性。再者,运用浙江省2004-2017年区县层面的面板数据,对理论分析部分提出的影响机理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1）集约导向型政府干预降低了实施干预区县的地区生产率,且这一负面影响在主导产业技术复杂度较高的区县更为显著;（2）作用机制上,集约导向型政府干预确实存在降低地区生产率的产业协作破坏效应,而可能提高生产率的投入结构优化效应和增值型要素重配效应却普遍失效,创新激励方面,实证结果验证了集约导向型政府干预对区域内企业创新激励的提升作用,说明转轨经济阶段中国市场环境的不健全在削弱集约导向型政府干预对地区生产率的正向效应的同时强化了负向效应,导致集约导向型政府干预抑制了地区生产率;（3）集约导向型政府干预的实施降低了未实施区县的地区生产率,证明了其具有一定的负外部性。最后,总结研究结论,结合现实背景提出优化集约导向型政府干预实施的政策建议。本文最主要的研究结论是,理论上集约导向型政府干预具有提升地区生产率的潜力,但现实中受制于市场环境和政策实施方式,其正面影响无法发挥而负面影响被放大,导致集约导向型政府干预抑制了地区生产率。因此,本文结合现实背景,提出了搭建和完善配套的要素交易平台、制定因产业制宜的综合评价体系、纠正企业的短期化行为倾向和做好地区间的政策协同等四个优化集约导向型政府干预的建议。本文可能有如下三个方面的创新:一是关注了新时期部分地方政府以精准评估出的生产率为依据,差别化企业要素使用成本的集约导向型政府干预,并从要素配置和创新激励两个视角全面考察了其对地区生产率的影响机理,弥补了当前文献缺少对集约导向型政府干预进行系统研究的不足;二是通过在理论模型中引入创新投入对企业生产率作用的不确定性和考虑企业的区域间贸易决策等改进,在完善已有理论模型对现实刻画能力不足的同时增加了从外部性研究政府干预对地区生产率影响的新视角。三是基于浙江省区县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集约导向型政府干预的地区生产率效应,发现了其对地区生产率负面影响的形成机理,提供了完善具体政策设计与实施的关键经验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