摊和摊贩古已有之。随着杨凌农业示范区经济增长，城市化进程加快以及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发展，周边村民纷纷来示范区早期划定的市场营销物品，赚取零花以补贴家用。自98年之后下岗或买断工龄的工人、失地农民、外来流动人口也纷纷加入到摊贩群体中来，随着乡镇企业吸纳剩余劳动力的饱和，寒暑假开学或农高会开幕，街头摊贩的数量就陡然剧增，消费者在购买物品时，常常会去粗取精，仔细挑选的同时会将菜叶或包装丢弃在地上。摊贩们也往往注重盈利而忽视卫生，从而影响了城市的整洁和美观。对于摊贩群体，在给城镇居民和学生带来便利和实惠的同时也缓解了就业压力。然而，每个地摊的背后却是一个庞大的家口，微薄的营业额要维持一家的生计。在占道经营的同时既不纳税又逃避检查，扰乱市场秩序，给示范区建设带来了负面影响，进而影响了农科城的声誉。在城管和街头摊贩的“拉锯战”以及“持久战”中，关系在迅速恶化，城管的粗暴执法和摊贩“用脚投票”的事件在示范区频频上演，执法局已经变得力不从心、效率低下，街头摊贩的治理往往达不到预期的效果，街头摊贩屡禁不止成为影响城市化进程中示范区的头等难题。为了有效的解决街头摊贩的生计问题，笔者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翻阅了自西周到现代关于摊贩生计的状况和统治者的管理方法，以及参考了国外街头摊贩的相关研究并进行了归纳和概括。本文从生计问题和对策治理方面入手，利用问卷法和访谈法，以杨凌农业示范区为例，对200名街头摊贩采取深入访谈、发放问卷调查以及实地考察走访等方法对街头摊贩的生计现状、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找出阻碍摊贩发展和影响行政执法管理的原因所在。在摊贩方面，影响摊贩生计的首要原因在于，能否在优势地段拥有固定摊位是影响生意好坏的关键。其次是街头摊贩的身体健康不容乐观。街头摊贩的文化程度普遍较低。维权手段的弱势化，等要靠思想严重。流动摊贩自寻地段的非市场因素增加，窝里斗成风。社会保障对生计的改善作用渐渐失灵。自由散漫的摊贩亚文化。维权意识依赖性强，影响政治决策的群体无意识化。零售行业内部的竞争激烈。家庭人口多，负担重，家庭财产积累不容乐观，街头摊贩转为固定商店难上加难。在城管方面在执法过程中的表现是，地方保护主义严重，分区域管理，不同市场区别对待。城管队员官僚化习气严重。乱收费现象严重，征收的杂税大大超出了固定摊贩的承受度，也阻碍了流动摊贩入市经营的进程。执法过程协调性不强，行动缺乏说服力。而存在这种管理困境的原因在于，“少壮派”与“老江湖”的对决,年轻力壮的城管队员与老弱病残摊贩之间的争执，使城管队员失去了道义的支持；生存的合理性与营业的合法性之间的冲突；示范区基础设施与城市发展的不协调；消费者和摊贩长期形成的沿街买卖的习惯；管理理念的单一和执法技巧的缺乏。为了解决二者之间的矛盾和冲突，需要在政府、摊贩群体、消费者三方面共同努力，因此，政府要参考摊贩群体的意见，划定场地供摊贩销售，做好配套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市场销售体系，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增加自产自销型或其他类型摊贩的收入。摊贩群体成立自身的维权组织，纳入组织化的轨道，积极实现由摊变店或退路还厅的转变。消费者要保持销售场地卫生，不乱扔果皮和废弃物，以免带来清扫难度，对于掺杂使假、坑害消费者的行为要及时上报。同时，配合执法机关的工作，共同规范摊贩销售行为，从而实现三方面的共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