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黑》于1929年1月创刊于上海,同年8月停刊,共刊行八期,编者是沈从文、胡也频、丁玲三个文学青年。刊物主要作者就是三个编者,杂志也有外稿,大都是当时的文学青年,可以说《红黑》乃是一份同人刊物。1929年正是从“五四文学”到“革命文学”的过渡时期,本文以此文学风气变幻之际文学青年的文学选择为中心,对这一份小刊物做一历史考察。同人刊物常见于五四,少见于三四十年代。虽然在办刊形式上延续着五四的传统,但毕竟创刊于革命文学兴起的时候,《红黑》也对新的文学思潮与风尚做着自己的回应。从《红黑》中我们发现三人无论在文学观念还是创作实践上都表现出一种新旧杂糅的状态,他们提倡书写“动摇时代中人性的活动”,但归根究底,他们的刊物仍处于“五四文学”的范畴。从编者的人际交往圈子也可看出《红黑》的这一文学倾向。编者与刊物皆在上海,因此与上海文学界的新旧师友多有往来:一是同辈的戴望舒、施蛰存、杜衡、刘呐鸥、冯雪峰等文学青年,以及与学生密切相关的文学社团,如宣传戏剧运动的摩登社、复旦大学的青海社;二是叶圣陶、朱自清、郑振铎等与开明书店有关的师辈;三是新月社和《现代评论》的胡适、徐志摩、郁达夫诸人,当然这些也是《红黑》三个编辑的五四师辈。同时,沈从文等三人也与他们在北京时期结交的朋友保持着密切联系,尤其是于赓虞等“无须社”成员及其主办的《华严月刊》中的文学青年。如果说1929年的戴望舒等人算是上海文坛中新兴的文学青年,于赓虞等北京旧友则更多带有五四文学青年的特征。从《红黑》刊发的文学创作看,沈从文正代表着延续五四启蒙主义文学的一翼,其作品从文化与人性的角度,剖析着社会与人的病因;而胡也频和丁玲则逐渐靠近新兴的革命文学。一份小刊物中的三个文学青年,也在历史转型期中做着不同的选择。刊物的停刊固然与经济等因素有关,但三个人构成的编辑群体的分化,应该也是其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