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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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藤湖南是近代日本中国学的代表学者之一。他在充分理解把握中国历史发展的基础之上,从文化的视角出发,研究中国问题、中日关系,形成了其独特的中国观。甲午中日战争和1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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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藤湖南是近代日本中国学的代表学者之一。他在充分理解把握中国历史发展的基础之上,从文化的视角出发,研究中国问题、中日关系,形成了其独特的中国观。甲午中日战争和1899年内藤湖南的中国行对他的中国观的成型产生了重要的作用。本论文以这两个事件为着眼点,通过分析内藤所写的文章,研究19世纪末期内藤的中国观逐渐变清晰的过程,以及阐明他的中国观的具体内容。第一章介绍了论文的研究背景、目的和方法、意义以及文献综述。第二章,关于文献综述的部分,本论文总结了对于内藤湖南以及对其中国观的研究。其中,关于内藤的中国观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他的中国历史观,中日文化观,关于他对中国时事的看法,例如对甲午中日战争的看法,和关于他的中国旅行观的文献综述很少。特别是把甲午中日战争和1899年的中国行结合起来的研究更加少见。第三章阐明了甲午中日战争前和战争初期,内藤湖南对中国文化和中国的认识。内藤是从文化的角度来研究中国的,他从中国文化的视角出发判断中国并不一定守旧,但是此时他用中国文化代表了中国,混用了“中国”和“中国文化”,“中国文明”的概念。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他认为的中国是产生了中国文化和文明的母体。所以针对当时日本国内提出的“天职说”,内藤进行了反驳,他认为日本的天职并不是要作为中介把西洋文明弘扬到中国,而是要把吸收了中国文化的日本文化弘扬到世界。并且,他认为把日本文化弘扬到世界之前,要先弘扬到中国。这里,内藤认为的中国是实现日本天职的一种手段和目标。第四章分析了随着日本在战争中的节节胜利,内藤提出的东亚文化的中心从中国向日本移动的观点。这个观点也是之后内藤文化中心移动说的原型。之所提出这样的观点,是因为内藤认为当时的中国已经衰败到无法守护中国文化的地步。之后,甲午中日战争中日本的胜利,使内藤更加确信了这样的中国认识。第五章以1899年内藤的中国行做为着眼点进行了分析。内藤在访问中国期间,通过对中国现实的考察和与中国知识分子的交流,更加确信了中国已经衰败,并且已经到了无法修复的地步。另外,他提出了中国南兴北衰的状态,更加确信了文化的中心是从北向南移动的,最终转移到了日本。第六章总结了内藤湖南在甲午中日战争和1899年中国行时期的中国观,以及逐渐变清晰的过程。即,甲午战争前和战争初期,内藤认为中国已经开始衰败,之后随着日本在战争中的节节胜利,他认为此时的中国已经衰败到无法保护自己的优秀文化的地步。而且,1899年的中国行,让内藤更加确信了中国已经衰败并无复兴的希望。笔者认为内藤湖南的中国观变明晰的过程和他提出的日本的天职有关。另外,以上内藤的中国观在一定程度对他今后的研究方向和“宋代近世说”以及“文化中心移动说”这两个学说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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