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在媒介化社会与风险社会背景下，对不同阶段主流媒体报道转基因风险议题的理念与策略的研究。在典型案例研究的基础上探讨转基因风险传播的阶段性特点及变化。以风险社会理论为基础，结合具体的社会环境和媒介环境，选取三个阶段的典型转基因事件——转基因安全证书事件，湖南黄金大米实验事件，崔永元、方舟子微博论战事件（以下简称:“安全证书事件”、“黄金大米事件”、“崔方论战事件”）的媒体报道为文本研究的对象。结合新媒体的传播特点和风险传播理论，对媒介化社会中，新媒体参与建构风险议题，风险议题的传播及这种传播与主流媒体风险传播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分析。在对媒体和受众的阶段特点分析的基础上，研究主流媒体风险传播报道范式的变化及具体表现，最后通过转基因食品报道范式的研究，对新媒体语境下科技风险议题传播的新闻学取向的可能性作以思考。以期对现代风险传播的建构、风险的规避及风险沟通与风险政策制定上有一些启示性的意义。　　首先，对转基因的概念及风险传播的理论加以概述，对转基因的国际背景，包括国内外的相关法律和媒介报道特点加以梳理。中国的转基因发展不论是在技术还是在民众对待转基因的态度上受国外的影响比较大。在对转基因的国际背景了解的基础上，重点对中国转基因食品发展的媒体报道加以研究。在转基因发展的初级阶段、被妖魔化阶段和公众参与的阶段，分别以“转基因安全证书”、“黄金大米事件”、“崔方论战事件”为典型案例加以研究。对每个阶段，媒体报道转基因的文本进行个案分析，以此来研究媒体对转基因的报道理念和报道框架，这是本研究的重点也是难点所在。在对进行转基因风险传播阶段性分析的基础上，结合当时的社会环境和媒体环境，对媒介技术及公众对转基因的风险认知进行分析与研究。　　在阶段性特征研究的基础上，对转基因风险传播的特点做以历时性的总结。研究发现，媒体对转基因的报道范式发生了变化，即在报道理念上由最初的支持、鼓励到“黄金大米”时期一边倒的质疑与反对转基因的推广，再到第三阶段的对转基因食品安全问题的理性思考;在报道策略上，“安全证书事件”时期，媒体主要是对转基因风险信息的报道;在“黄金大米事件”，媒体围绕转基因大米实验中社会理性的缺失进行报道;在第三阶段即“崔方论战事件”阶段，媒体主要发挥风险沟通的作用，转基因大米的不确定性在社会上得到公开透明的讨论。转型期的中国，已然迈入了各种风险频发的时期。社会环境已经改变，现代媒介在风险社会中的角色与功能有所改变:风险预测和风险管理机制成为了社会关注的焦点。风险知识的传播对我们的日常生活、价值观念的形成有着巨大的影响，研究这一背景下的风险传播和主流媒体风险传播范式的转化，探寻这种转化背后的原因，有助于在新媒体语境下，建构风险传播应急预案和信息沟通机制，确保在方式方法和策略上进行有效的风险知识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