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博物馆是博物馆的主要形式,被认为是现代博物馆的原型。在我国,艺术博物馆作为“西学东渐”文化移植中的重要产物,在中国的历史和文化语境中,逐步生成其特有的机构管理体系及运作模式。与此同时,作为世界博物馆发展史的组成部分,中国艺术博物馆的萌芽与兴起,同步于世界近现代公共博物馆发展的成熟阶段,这使得我国艺术博物馆的理论与实践不可避免地受到西方理论及经验方法的影响。在自我建构与发展的过程中,中国艺术博物馆根植于本土特有的历史与文化土壤,对西方理论及经验进行移植、实践、验证与修正,一路行进至今,其在中西艺术博物馆的交融语境下,对外国美术的展示与传播,既是对中国公众接受外来文化的视觉描述,也是其作为现代化产物在全球化背景下寻求中国式转型的本土实践。以中国艺术博物馆为原点,对其引进与举办的外国来华美术展览进行梳理、分析与研究,不仅是对我国艺术博物馆理论与实践研究内容的补充,也是以艺术博物馆为载体展开对世界与本土艺术史研究和再书写可行性的具体论证,其作为西方理论及经验本土追问的案例,也将对其他学科的本土研究产生启示意义。自晚近时代博物馆概念的萌芽,近现代美术展览制度初设;到早期开拓者对构建世界艺术博物馆的理想与实践;到新中国初期逆境与新生之后中国艺术博物馆的正式起步;到改革开放以后中外艺术博物馆走向实质性的交流与合作;再到新世纪以来,全球本土化语境下中国艺术博物馆基于对世界新博物馆理论与实践思考的自性塑造……可以说,对外国美术展览的引进与举办始终伴随着中国艺术博物馆的萌芽、兴起与发展。论文基于中国艺术博物馆对外国美术展示与传播的事实论据,在艺术学理论跨学科视野的提示下,以新博物馆学的视角为切入点,引入跨文化学的研究触角,以中外艺术交流史为观察辅线,尝试在中国艺术博物馆发展轨迹的脉络内,对艺术博物馆理论与实践的“在地化”发展展开研究与讨论。论文从新博物馆学的三个重要维度出发,以物的叙述、人的体验以及社会化融合过程中文化生态的建构为递进脉络,并由此构成本研究的主体框架,试图在中外艺术博物馆跨文化对话的具象情境中、在外国美术来华展示与传播实践的镜鉴和启示下,形成对中国艺术博物馆职能建构与自性塑造的审慎观察,进而为进入全球化语境下的跨文化对话提供实践经验与理论参考。“物”是艺术博物馆研究与展示的对象,是艺术博物馆通过藏品、展览、文本等方式展开叙述的起点与基础。外国美术来华展示在实质上也是以“物”为载体的文化输出,在此过程中,中国艺术博物馆基于本土审视与再输出的角度,不可能是对西方叙事逻辑进行直接的复制,外国美术展览中必然需要中国叙事逻辑的介入,这是中国艺术博物馆参与世界文明建构的基本原则。“人”作为新博物馆学理论与实践内容中的核心,体现出新旧博物馆范式之变下单向与互动、隔绝与参与、一元与多元等多组关系的切换。在外国来华美术展览的镜鉴下,中国艺术博物馆与精英、大众以及学院机构的互动过程引发的问题和思考,进一步证明,中国艺术博物馆作为艺术公共领域,其依托公众所推动的“公共性”转型必须植根于本土文化实践。“社区博物馆”作为新博物馆学中的重要概念,是博物馆跨越地域、民族界限,宣扬多元文化的具体体现。对外国美术展览的引进与举办作为中国艺术博物馆跨文化传播的实践内容,是秉持艺术公共自由目标、对他者文化持开放性态度的体现,尽管其间伴随着不可回避的差异与误读,以及基于历史客观原因而存在的种种现实落差,但在社区/共同体的启示下,他者镜鉴与本土审视仍然是中国艺术博物馆异中求同、实现文化共生共联的必要途径。综上所述,外国美术的展示与传播实践为中国艺术博物馆搭建了一个自我审视的“问题情境”。中国艺术博物馆自性塑造的根本诉求,在于从本土审视的角度对其“舶来身份”进行校准,而校准的原点乃是对中国艺术精神的坚守,以及对西方经验惯性依附的修正,亦即本文所强调的,借镜他者展开对中国艺术精神的深入探寻,以“中国之眼”进入全球化语境,是实质性展开跨文化对话的重中之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