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是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多事之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起来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终于走向崩溃,两次世界性的石油危机,使一些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开始陷入滞胀泥潭。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石油等初级产品的价格以及金融市场上的利率、汇率和资产价格出现了剧烈波动,市场风险明显增大；与此同时,为适应市场结构出现的变化,西方国家的政府及货币当局纷纷采取各种政策措施以推进非管制化进程(deregulating process)。于是,在这些国家的市场上,以金融制度创新和金融工具创新为主要内容的金融创新浪潮此起彼伏,特别是金融衍生工具不断涌现,衍生工具交易在全球范围内得到迅速发展,其对宏观金融运行的影响及在微观财务管理中的作用日益显现。衍生工具(derivative instruments),又称衍生产品(derivative products),它是由买卖双方达成的一种金融契约或商业合同,其价值由基础资产(underlying assets)的未来价值衍生而来。最初的衍生工具以某种实物商品(主要是农产品、畜产品和矿产品等)为基础资产；如今,除了以这些初级产品为基础的衍生工具在继续交易之外,几乎所有的金融产品或金融工具也被用作衍生工具交易的基础资产,而且一跃占据了衍生工具市场的主要份额,这也是本文将要讨论的主体——衍生金融工具。衍生金融工具交易是一种高风险、高回报的投资行为或交易方式,这是因为它具有很强的财务杠杆作用(financial leverage)。杠杆是一种助力工具或者说是器械,所谓杠杆作用,在物理力学分析范畴中指的是在杠杆的一端往下稍一用力,由于支点的作用就会在杠杆的另一端形成一个巨大的举力。将此概念运用于衍生金融工具,则是指投资者(investors)或投机者(speculators)以少量资金作为成本(如期货交易中的保证金或期权交易中的期权费),来对成倍数量的基础资产的市场价格运动趋势或涨跌幅度进行“打赌”,以期赚取风险利润(即利用衍生金融工具进行投机交易)；或者是指套期保值者(hedgers)通过衍生交易用少量的成本建立起冲抵性质的保值头寸(hedge position),以转移或抵消在日常生产经营活动中所遇到的数量大得多的价格风险、利率风险或汇率风险(即利用衍生金融工具进行保值交易)。衍生金融工具是20世纪80年代初进入中国内地的。在短短的10年时间内,中国曾经或正在推行的衍生金融工具大约有六七种,其中1991年是内地衍生金融工具交易的起源年度,1993、1994年才是衍生金融工具交易试点的重要年份,因为那时全国国债期货市场总交易量达到28000亿元,堪称“国债期货年”或风险爆发的酝酿年度。由于管理部门经验的缺乏及管理不力,1995年,风险发生“井喷”式的爆发,市场风波四起,如“327国债期货合约违规风波”、“319合约超持仓上限违规风波”等事件均在同一年发生。为此,政府有关部门不再允许进行国债期货交易,并禁止国内金融机构任意从事境外衍生金融工具交易,内地衍生金融工具交易进入调整期。与此同时,这一时期的非法境外交易一直存在；沿海地区国内金融机构趋于衍生金融工具的高收益,违规参与香港与国际衍生金融工具交易及外汇按金交易,涉及几十亿资金,仅1998年一年,被中央政府查处的就有179家。到目前为止,中国目前尚存的衍生金融工具业务主要还有：可转换债券、认股权证及外汇银行积极推广的旨在套期保值的外汇远期合约、掉期、期权等业务,尽管总的业务量不大,但涉及面很广,引起的核算问题也不少。比如可转换债券交易涉及到上市公司与投资企业如何反映债券价值与期权的核算问题；外汇银行代理的套期保值业务最终对外资企业、外贸公司、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损益的影响如何反映的问题。由此可见,中国目前正在推行的衍生金融工具业务所带来的风险,急需制定统一的具体准则与制度,以加强对该内容会计信息的披露与列报的监督与引导。与衍生金融工具在中国市场上茁壮成长并历经起伏的局面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作为通行商业语言的会计准则并没有加强这一方面的准则制定。时间推进到2007年1月1日,根据财政部的要求,新会计准则正式在上市公司中开始实施,其中也包括目前在国内上市的14家银行企业。在2007年实行新企业会计准则之前,我们只能在各种零星的“办法”、“规范”中找到对于衍生金融工具的少量规定,无论是银行适用的《金融企业会计准则(2001)》(仅要求在会计报表附注中披露金融工具的风险头寸,如信贷风险、货币风险、利率风险、流动性风险等)；还是随后证监会于2003年出台的《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8号——商业银行信息披露特别规定》；以及银监会在2004年2月的《金融机构衍生产品管理暂行办法》,都只规定了衍生金融工具的表外披露义务,而未涉及到基本的会计确认以及计量问题。其中《金融机构衍生产品管理暂行办法》是我国对衍生金融工具的第一个专门规定,但也只是对行业内金融衍生工具运作的规定,而不是会计规范。与此形成对比的是,新准则对于衍生金融工具做出了突破性规定：一是引入公允价值计量属性。相对于传统的历史成本计量模式,公允价值更能反映企业真实的资产以及损益状况,从而有利于报表使用者的经营或投资决策；二是将衍生金融工具纳入表内核算,从此以后衍生金融工具对于银行资产以及利润的影响将会直接在报表中得到反映。作为使用衍生金融工具进行投资和套期保值的主力军,银行的衍生金融工具交易量一直处于一个快速增长状态。以2009年各家上市银行的年报数据来看,各银行的衍生金融工具在资产总量上都需以亿元计算,可想而知对于衍生金融工具的准则规范将会在上市银行的报表上引起怎样强烈的反应。新准则颁布前,对衍生金融工具的讨论集中于对准则制定的建设性意见以及衍生金融工具对银行的报表可能产生的影响,虽然多数规范性研究认为衍生金融工具的波动特性将使得报表上的资产以及净利润呈现剧烈起伏,但是由于新企业准则颁布之前各家银行的年报数据中都没有衍生金融工具的身影,这使得实证研究的展开非常困难,无法获得数量上的直观印象。除此以外,公允价值作为新准则的一个亮点,实施效果尚待验证。并且,受国际金融市场利率大幅波动、全球主要股指大起大落以及美国次级抵押贷款风波等因素影响,我国未来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有所增强。当资产泡沫化出现“风吹草动”迹象的时候,公允价值的计量模式会将这些金融风险放大,进一步减少上市银行的核心存款。银行以及其它金融机构的财务状况会由此迅速恶化,很可能陷入经营困境,甚至破产。这些也是公允价值实施后不得不考虑的因素。有鉴于此,本文选择了我国在新准则实施之前上市的8家银行作为研究对象,通过研究新旧准则实施前后2006-2008年三年年报相关项目的比较以及理论探讨,一方面揭示公允价值属性选择是否完全适合衍生金融工具；.另一方面,将衍生金融工具对银行总资产及净利润的影响剔除,分别对调整前后银行净利润资产率使用配对t检验、对调整前后总资产使用两配对样本符号检验、Wilcoxon符号秩检验等方法,验证新准则实施后,衍生金融工具表内核算是否使得上市银行的资产以及净利润出现大幅波动。最后,本文探讨了在目前的经营环境下银行如何对衍生金融工具进行管理以及内部控制,避免给自身经营带来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