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种重要的资本形式，外国在华投资最早是随着近代国门的开放而借“欧风美雨”走进中国的，其消长盈缩与中国经济的发展利害攸关。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利用外资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展，特别是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之后，外国在华的投资增长十分迅速，对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综合实力的增强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同时，中国利用外资的结构由以往的对外借款为主演变为外资直接投资为主，外商投资也正在从分散、小型化为主逐步转变为集中、大型化为主。随着外国在华投资的增多，我国利用外资的实践面临着新形势，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社会上对利用外资的利弊得失和作用估计等问题产生了一些看法和争论。因此，认真总结我国利用外资的经验，客观评价外国投资在我国市场经济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对于加入WTO后的中国，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　　 此外，近代外国在华投资一直是经济史界颇为关注而又颇有争议的问题。20世纪中叶以来，学者们在分析近代中国利用外资问题时，似乎总是陷于矛盾之中，既普遍存在着绝对地排斥外资流入的观念，又认为中国只有通过引进外资，才可以打破中外间的经济不平衡，并发展本国的经济，只有经济的发展才是民族独立的必由之路。这两种理论在其实践中均有其难圆其说之处。由于近代中国在寻找民族独立道路上理论指导的欠缺，导致在经济开放与维护利权二者之间难以找到一个恰当的结合点，在对待外资态度上往往在排拒与依赖之间取得极端，这往往是经济落后国家在争取民族独立过程中难以逃脱的困境。因此，有必要对近代外国在华投资的发展概况和特点进行梳理，使我们更加客观地认识近代外国在华投资的影响因素和作用，从而客观分析我国在利用外资的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为我们今后的引资活动提供借鉴。　　 由于国内学者在近代外国投资的研究过程中更多地受到民族本位思想的左右，而国外学者的论点也经常是否定近代外国在华投资带来的负面影响，双方都站在各自的角度为各自的论点寻找依据，但是始终难免不能客观地分析近代外国在华投资的作用。　　 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考察1840～1936年外国在华投资情况，一方面阐述其基本特点，另一方面则力求分析外国在华投资的影响因素、投资效应，以期更为客观深入地揭示近代外国在华投资的特质，并从中汲取历史得失，以为当前我国利用外资之鉴。本文认为，近代外国在华投资除了具有以往国内学者所强调的负效应外，也具有正面积极效应，它不但没有成为中资企业发展的障碍，而且还在一定程度上刺激并促进了中资企业的成长与发展。　　 外国在华投资可分为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两大类，呈现出以下几个主要特点：国别结构的不平衡性；地域分布的不平衡性；行业分布的不平衡性以及不同于现代中国利用外资的特殊性。　　 外人对华投资主要取决于实际利润率、资本成本和资本吸收能力等诸因素。利润率、资本成本与资本吸收能力对直接投资的抑制，利息与回扣、风险与成本对间接投资的诱致，使得外国投资的结构在甲午战争后发生了明显变化：直接投资份额下降，间接投资份额上升。但是，这种变化也不是绝对的，不论是直接投资还是间接投资的变动都是非线性的、无规律的，呈现不规则的变动，究其原因，恐怕与近代中国尤其是民国建立之后的中国现实国情关联在一起的。由于近代中国是个政治动荡不安的国家，而且市场又被严重分割，极高的政治风险和不良的市场状况决定了外国对华投资变动的可能趋势。　　 对外国投资增长背景下的中资企业发展情况的分析，有助于全面认识外国投资的性质与效应。本文通过对这一时期中资企业发展情景的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在外国投资与同俱增的情形下，中资企业的发展不仅未受到太大的约束和阻滞，而且在外资企业扩张的冲击下也成长迅速。因此，外国在华投资在客观上对中国近代生产力的产生和发展，对中国早期工业化的启动和发展，对中资企业的成长和壮大，对市场的扩大和市场制度的建设等是有推动力的，具有积极的正面效应。主要表现在：资本的溢出效应、技术的溢出效应、进口替代效应、交通设施建设的带动效应与溢出效应，以及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溢出效应。　　 但是，我们不能忽视近代中国利用外资的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这主要表现在：外国先进技术的引进，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不大；缺乏健全的法律体系与会计制度；外企带来了垄断；对中国传统工业的冲击；控制公共事业；有效投资不足，外资使用率低下；产业结构及地域分布失衡；近代借用外资活动总是走向烂借外债、依赖外债的境地；以及近代借用外资到后来超过应有的承受能力，加深了国内财政的恶化。我们应合理分析近代外国在华投资的利害得失，以期从中得到一些经验启示，为我国现代利用外资提供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