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概念作为构建刑法学宏伟大厦的基石,具有基础性研究价值与意义,但由于对犯罪本质缺乏清晰地认识,致使犯罪概念犹如普洛丢斯变幻莫测的脸,难以确定。因此,正确认识犯罪的本质,以此为基础来确定科学的犯罪概念,用以指导刑事立法与司法实践。本文分为六大部分,具体如下:前言部分。简要介绍我国刑法学界对犯罪概念研究的概况,包括已达成的共识及存在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介绍本文的研究思路及研究方法。第一章主要对犯罪概念的起源进行历史回顾与考察,即对我国及国外古代的犯罪概念的形成历程予以考察。在我国,犯罪概念源起于西周,定型于春秋战国时期,其时,墨子提出“罪,犯禁也”,认为犯罪就是违反法律的行为,故而具有一定的合理性。而在国外,古巴比伦时期虽已有成文的法典,但尚未明确与框定具体的犯罪现象,不能区分一般民事违法行为与犯罪行为的不同特点与属性,因此无法形成一般性的犯罪概念,而在后来深受古巴比伦法影响与侵润的古希伯来法中,形成了凡是违背上帝意志的行为都是犯罪(sin)的观念雏形。在古代西方,直至罗马时期,始提出较为科学的犯罪概念,认为犯罪不是触犯神灵、上帝,也不仅仅囿于对个人的损害,而是侵害国家或社会集体的利益,并开始从程序上区分犯罪行为与民事违法行为,这表明罗马时期的人们对犯罪已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这也为其后的人们对犯罪实质概念地认识初步奠定了基础。而古印度因深受宗教的影响,一直到孔雀王朝的《摩奴法典》时期,才形成犯罪概念的雏形。第二章是对近现代刑法理论与刑事立法中犯罪概念诸学说的综述与评析。当下比较重要的一种分类形式是将犯罪概念分为形式概念、实质概念及混合型概念。形式概念是说明认定犯罪的法律标准,即犯罪是源于立法的规定,立法者认为是犯罪的就是犯罪,故而,无法限制立法者的权力,容易导致立法者的暴政。而实质概念则是阐明为何法律会将某些行为规定为犯罪,即立法者基于何种根据来界定犯罪,揭示犯罪的本质是实质犯罪概念的最为重要的任务之一。通过剖析已有的各种犯罪实质概念的学说后,我们将其归纳为三种类型:即客观危害说、主观恶性说及犯罪人人格说。三种学说虽有其合理性,但也有其不足之处。其中,客观危害说不能区分犯罪行为与一般违法行为,也不能说明处罚犯罪未遂的原因;主观恶性说对法律内涵并无界定,只强调对法律的遵守,易造成恶法亦法,从而导致立法者暴政;而犯罪人人格说中的人格与行为是割裂的,因而其不具有可测量性,容易导致打着社会防卫的旗号肆意践踏公民的基本人权。混合型的犯罪概念试图走折衷的道路,但却没有解决标准冲突时,究竟以哪一方面为准,最终可能会滑向形式概念或实质概念的极端。第三章是说明犯罪本质特征的。犯罪的本质特征是既为犯罪所共有又能区分罪与非罪的外显性、直观性的标志。据此考察我国刑法通说中犯罪的三大基本特征:社会危害性由于无法区分一般违法行为与犯罪行为,所以它不是犯罪的本质特征;刑事违法性标准也不能独立地界分罪与非罪,因此,也不能成为犯罪的本质特征;惟有应受刑罚处罚性才是犯罪的本质特征,它不但表明社会危害性已至犯罪的程度,可直观地将犯罪与其他违法行为区分开来,而且还是我们制定刑法、理解刑法的实质根据。因此,应受刑罚处罚性才是犯罪的本质特征。第四章是对犯罪本质的重新界定及阐述其对刑法理论的深远影响。由于人类的认识规律是由表及里、由外及内、由现象及本质的过程,因而我们必须从犯罪所特有且为犯罪所普遍享有的外部性标志,即本质特征入手,来揭示犯罪的本质。由于应受刑罚处罚性可说明国家发动刑罚权的正当根据及刑法作为独立部门法的缘由,故而,可从刑罚目的与刑法的调整对象视角来界定犯罪本质。刑罚作为最严厉的制裁措施,是以剥夺公民基本人权为内容的,国家发动刑罚的目的在于保护全体公民的基本人权。由此,刑罚不仅仅意味着法律后果,而且代表了一种社会关系,该社会关系实质系刑法所特有的调整对象。因此,可从刑法调整对象视角来进一步揭示这种社会关系。虽然刑法作为独立的部门法,和其他部门法相区别的外部性标志是刑罚,但划分刑法与其他部门法的标准并不是刑法的调整手段——刑罚,而应是其特有的调整对象,即国家法律制度与公民(犯罪人)个人的基本人权之间的关系。而国家法律制度又是对全体公民的基本人权予以保障的制度。因此,犯罪的本质就是对国家法律制度(或全体公民基本人权)的侵犯,即客观危害,这是从社会属性的角度来考察犯罪本质的。“犯罪是行为”是近代刑法理论的基本命题,故犯罪本质的基底应当立足于行为。近代以降,中外刑法学界主要有四种行为理论:即自然行为论、社会行为论、目的行为论与人格行为论。其中,自然行为论、社会行为论、目的行为论都无法解决罪前、罪后情节影响定罪量刑的问题,人格行为说虽然可以说明罪前、罪后情节,却无法限定行为的范围。我们认为,犯罪行为是行为人在与刑法所保护价值对立意志支配下利用客观条件作用于刑法所保护对象存在状态的过程,而犯罪行为作为犯罪构成四要件的有机统一体,其客观方面表现为客观危害,客观危害是基于行为人与法律对立的意志(主观罪过)而形成的,主观罪过决定着行为的性质与范围,在行为中居于核心地位,所以,犯罪行为必须以主观罪过来界定,只有具有主观罪过的行为才能认定为犯罪。由于主观罪过是行为人刑事责任能力的外现,即认识与控制能力的具体体现与运用,而人的认识与控制能力来源于社会实践,受诸多因素影响的,当在社会化不完善时易形成犯罪人人格,即行为人对刑法所保护价值的敌视、蔑视或漠视的态度。由此可知,犯罪人人格是犯罪本质的根源。综上,犯罪行为的客观危害(对全体公民人权或整体法律制度的侵犯)是从社会属性角度考察的犯罪本质;犯罪行为中所包含的支配行为人实施犯罪行为的与刑法所保护价值相对立的认识和意志状态(主观恶性或与刑法所保护价值相对立的意志)是从行为结构角度来考察的犯罪本质的;行为人敌视、蔑视、漠视刑法所保护价值的态度则是从行为人人格或者犯罪原因角度来考察犯罪本质的。犯罪本质的这三个方面相互联系、相互印证、互为表里,其中,客观危害与犯罪人人格都通过主观罪过联为一体,即犯罪人人格是前提,客观危害是基础,主观罪过是核心。在此基础上,笔者进一步阐述了重新界定后的犯罪本质对刑法基本原则、不同犯罪类型、刑罚轻重及刑罚功能等重大问题的影响。首先,因为犯罪的本质是对国家法律制度(或全体公民的基本人权)的侵犯,刑法为了保护全体公民的基本人权而迫不得已剥夺个别公民(犯罪人)的基本人权。因此,刑法不得已原则也应当作为刑法的基本原则之一,相对与刑法的其他基本原则,它是最上位的原则,罪刑法定原则、罪刑相适应原则都必须以刑法不得已原则为指导。其次,对不同犯罪类型的影响则体现为如下几点:第一,对于预备犯,应以不处罚为原则,处罚为例外,原因在于预备犯无法体现与征表行为人对国家法律制度的现实危害;第二,对未遂犯的处罚采取必罚制,虽然未遂犯一般未如既遂犯那样对国家法律制度造成实害,但未遂犯已体现了行为人对国家法律制度的否定性态度,且未遂犯是基于外界客观原因才未能在现实中得以完全展开、实现主观罪过的内容,因此必罚,但鉴于未遂犯对刑法所保护价值的损害轻于既遂犯,一般主张得减制,即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第三,对于迷信犯,应当不予以处罚,因为迷信犯没有认识能力,故不能转化为主观罪过,因此根本不存在犯罪行为,不具有社会危害性;第四,对于共同犯罪人而言,无论是共犯,抑或是正犯,都是在各自的主观罪过的支配下,以其他犯罪人的行为作为自己所能利用的客观条件而作用于刑法所保护的人或物的存在状态,因此,应按照各自的主观罪过支配下的行为进行处罚。再次,对刑罚轻重的影响主要取决于刑法所保护价值的重要性及行为人态度的对立程度。从刑法所保护的价值来考察,犯罪的客体不同,犯罪的性质也就不同,相应的,犯罪的社会危害程度也就不同,从而决定了该罪刑罚的轻重也有所不同;在同种犯罪中,衡量不同个罪的客观危害最重要的标识就是对刑法所保护价值造成的实际损害程度及危险程度。而从行为人对刑法所保护价值的对立态度及其程度来考察,态度对立之有无决定罪与非罪,而态度对立之程度则体现为诸多方面,如犯罪的故意、犯罪的过失、犯罪动机、犯罪目的、中止犯、自首犯、立功犯、胁从犯、累犯、激情犯及再犯可能性等等。最后,在对刑罚功能的影响上,由于犯罪体现了行为人对国家法律制度的否定意志,所以刑罚的适用以行为人的意志为依据,而意志形成的基础是犯罪人人格,故应注重改造行为人的犯罪人人格,消除其实施犯罪的根源,以达到特殊预防之效果。对于犯罪人以外的其他人(包括潜在的犯罪分子、普通公民及被害人),则应注重利用刑罚的威慑功能与安抚功能,以达到一般预防之效果,从而可有效地防止犯罪,实现惩罚犯罪、保护人民之刑罚目的。结语部分。在重新界定犯罪本质特征及犯罪本质后,笔者就以此为依据对我国现行刑法第13条规定的犯罪概念进行了重新解读。犯罪是依法应受刑罚处罚的危害社会的行为,其中危害社会应该理解为侵害或威胁国家法律制度或全体公民基本人权。而但书恰好可以说明行为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行为“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表明尚未达到应受刑罚处罚程度,也就意味着该行为没有侵害或威胁到国家法律制度或全体公民的基本人权,自然就不构成犯罪,因而但书有其存在的重要价值及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