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然是一位创作生命力十分顽强的作家,被学者雷达称为“十七年文学”的最后一个歌手。《艳阳天》是最能显示浩然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创作风格和艺术成就的代表作。由于浩然创作与时代政治话语的复杂关系,以及文学文本的叙述及形态特征,使他成为一个争议的焦点。围绕这样一个焦点,各种文学话语以及政治、社会话语相互冲撞、交织、聚合,形成一个紧张的话语场,而他的文学作品也就相应地卷入其中。因此,摆脱以往的政治偏见细读浩然《艳阳天》的文学叙事因素,确立二者在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地位也就显得至关重要了。本文主体内容分三章,加上引言和结语共五个部分。引言部分首先回顾了新时期以来国内外学者对于浩然及《艳阳天》的评判和研究,从中分析出论点所在：浩然《艳阳天》有何文学质素?在文本中有哪些体现?浩然《艳阳天》是何叙事模式?浩然《艳阳天》在文学史中具有怎样的文学意义和地位?对这些核心问题的定位,目的是摆脱以往政治性误区,通过文本内部逐层分析,发现《艳阳天》中除了政治模式之外的文学价值,将理论批评与作品分析联系起来。第一章分析浩然《艳阳天》的文学质素。本章首先从文学质素的内涵入手,将《艳阳天》中真切的情感内涵、多样的人物形象、适度的想象空间和独特的民间语言提炼出来。通过作品细读,论证文本并非政治模型的演练和中共政策的代言,而是活生生地文学本质因素的体现。适度提出这些文学叙事因素并非脱离当时社会历史和政治文化的时代背景孤立存在,而是在相映相合中凸显成为值得后世阅读和研究的作品内涵。第二章分析浩然《艳阳天》的叙事模式。本章通过运用陈平原的叙事模式理论,分析出这种以演述时间为主的情节叙事、以第三人称为主的限制叙事和以心理背景为主的结构叙事,指出这种叙事模式在浩然《艳阳天》中的体现是文学作品创作的改进和完善,是以一种宏阔的史学家眼光俯视整个作品的框架,从而建构出与传统作品不同的叙事模式,丰富了文学艺术的内涵和价值。第三章明确指出浩然《艳阳天》的文学意义和地位。本章结合历史时代的特殊语境,分析出浩然《艳阳天》的文学价值,确立两者的文学史地位。浩然作为“十七年文学”的最后一个歌手,他始终以“写农民,给农民写”为创作宗旨,以“为农村写实,给农民立传”为创作使命。其作品《艳阳天》作为一部探索中国新时期建设道路和农民历史命运的长篇小说,生活气息浓郁,乡土特色鲜明,语言朴素自然,具有深远的影响力和感召力,值得后世深入研究和探查。结语部分。本文得出结论：通过文本细读我们得知浩然《艳阳天》是一部具有情感性、形象性、想象性和语言性等文学价值的作品。在历史条件的制约下我们应该以一种宽容和理解的态度,站在当时社会历史环境和当下文学研究技法的和谐角度,在大历史观的指引下了解浩然,解析《艳阳天》,理解文化和文明发展的线索和脉络。本文运用布鲁克斯的细读法,即从文本的细节入手,耐心揣摩、仔细推敲文学作品中的语言和结构的批评方法。结合运用其他理论论证,如叙事学理论、比较分析法等等,充分利用文本实例论证所述观点,解读文本,确立作家和作品在当代文学史上的意义和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