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信息技术的变革以及通讯和协调成本的下降,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日益盛行。原本集中于一国的产品生产过程被纵向分割为多个环节、工序或区段,并在具有不同比较优势的国家和地区水平分布。新的分工模式带来了世界生产和贸易模式的深刻变革。1970-2010年G7国家在世界制造业总产出中的比重从71%下降到46%,而与此同时中国的比重上涨了18%；1991年G7国家在世界出口总额中的比重为52%,这一比重到2000年已降至45%,2010年又进一步缩减至34%。而另一方面,垂直专业化分工也被认为加速了管理技能和生产诀窍的跨国流动。这被认为可以促进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进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依托劳动要素禀赋优势,通过承接来自发达国家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产品的制造和加工环节,积极融入到跨国公司主导的垂直专业化分工体系中,创造了出口贸易持续快速增长的奇迹：据海关统计,我国出口贸易额从1978年的97.5亿美元快速攀升至2013年的22100.2亿美元,年均增速高达16.76%；2009年我国已经超越德国,位居出口额世界排名的第一位。中国已成为名副其实的贸易大国。伴随着出口总量的快速增长,中国出口商品的技术含量和技术水平也在不断提升：从出口商品结构来看,中国出口的主导产品已经从劳动密集型产品逐渐转变为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另一方面,中国出口产品范围不断“广化”,几乎遍布了所有的贸易部门。与G3(美国、欧盟和日本)国家相比,1996-2005年三国出口而中国没有出口的产品种类从101种下降到83种,分别占产品种类总数的2.44%和1.97%。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出口结构越来越“趋同”。中国似乎已经实现了出口技术结构的升级。但在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的背景下,这些变化真的能说明中国出口商品的技术水平在不断提升吗?中国出口的技术结构真的赶上了发达国家吗?中国出口贸易结构的优化到底是由比较优势的变动引起还是仅仅反映了进口中间产品的高复杂度?另一方面,参与垂直专业化分工被认为会对一国经济产生深远的影响,那么垂直专业化分工对一国出口技术结构会产生什么影响?参与垂直专业化分工又是通过何种机制和途径作用于出口技术结构升级?这些都是亟待解释和解决的问题。有关垂直专业化分工和出口技术结构的研究一直是文献分析的焦点。目前有关垂直专业化分工的文献主要侧重于对其产生动因、测度方法及其影响生产率、收入差距和就业等经济效应的研究；而出口技术结构的研究也从早期测度指标的构建拓展为影响因素的分析。但到目前为止,不论是理论分析还是实证检验方面均很少涉及参与垂直专业化分工对一国出口技术结构升级的影响。有鉴于此,本文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相结合,考察了垂直专业化分工对出口技术结构的影响机理,揭示了参与垂直专业化分工对不同发展阶段的经济体和产业出口技术结构的提升效应,并得到了一些具有启发性和参考价值的结论。这有助于准确把握中国出口技术结构的现状,明确垂直专业化分工对中国出口技术结构升级的影响途径和程度,为中国制定转变对外贸易发展方式的政策措施提供有益的参考。本文共包括6章内容,基本结构和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为导论,主要对本项研究的研究背景和意义、基本概念、研究思路与内容、研究方法及可能的创新点等进行总体性的介绍。第二章为文献综述,主要梳理国内外学者关于垂直专业化分工和出口技术结构的相关研究,并对现有的研究进行述评。第三章为垂直专业化分工影响出口技术结构升级的机理,主要分析了垂直专业化分工促进出口技术结构升级的机制、途径和影响因素。第四章为垂直专业化分工与出口技术结构的指标测度,本章采用投入产出分析方法,在贸易增加值核算方法的基础上,改进了参与垂直专业化分工和出口技术结构的测度方法,并利用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对各国参与垂直专业化分工和出口技术结构演进进行了横向和纵向的测度和对比分析。第五章为垂直专业化分工影响出口技术结构升级的实证研究,在建立实证模型的基础上,本章从跨国层面和中国制造业行业层面揭示了参与垂直专业化分工对不同发展阶段的经济体和产业出口技术结构的提升效应。第六章为结论、政策建议及研究展望,主要对全文的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进行了归纳总结,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最后指出本研究的不足和进一步研究的方向。本文主要的研究结论如下：第一,从各国(地区)制造业垂直专业化分工参与程度的测算结果来看,1995-2011年,绝大多数国家(地区)参与分工的程度都有所上升。其中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下游参与度一直较为接近,但两类国家的上游参与度差异较大,这反映出发达国家主要作为“发包方”和发展中国家作为“接包方”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不同地位；从分行业的情况来看,高技术行业是发达国家分工参与程度提升最快的行业,发展中国家主要参与的仍是低技术和中等技术行业的国际分工。针对中国制造业情况而言,17年间中国制造业参与垂直专业化分工的程度、上游参与度和下游参与度也都有不同程度的上升；其中高技术行业分工参与程度的增长主要依赖于下游参与度的提高,说明这些行业对进口中间产品的依赖程度逐步加深,低技术行业参与全球分工程度的深化主要源于上游参与度的增长。第二,从制造业整体来看,1995-2011年各国(地区)以出口复杂度测度的出口技术结构均呈现波动上升趋势,出口复杂度较高的多为发达国家,排名最末的则一直是立宛陶、印度尼西亚等发展中国家,而出口复杂度增长较快的多为发展中国家；从各细分行业来看,相比而言,由于发展中国家增速最快的是低技术行业,而发达国家高技术行业复杂度增长更快,因而两类国家在低技术行业上的技术差距逐渐缩小,高技术行业的技术差距却在不断扩大。对中国制造业出口技术结构进行测度后发现,17年间,我国制造业出口技术结构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优化,表现为由于出口复杂度提升速度较快,我国制造业与先进国家的技术差距在逐渐缩小；但相对而言,我国制造业出口技术水平仍处于“中等偏下”水平,表现为我国制造业出口复杂度一直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在样本国家(地区)中的排名也处于偏下位置。第三,从基于产品周期模型的理论推导来看,参与垂直专业化分工可以通过效率提升和技术进步作用于出口技术结构的升级,实证检验的结果也证实了这一结论。从跨国层面来看,针对参与垂直专业化分工对制造业出口技术结构的提升效应而言,分工对“欧洲工厂”和“北美工厂”国家的提升效应优于“亚洲工厂”国家。从各区域网络内部来看,分工对总部经济体的技术结构提升效应优于工厂经济体,如英国、德国、美国和日本等总部经济体参与垂直专业化分工的提升效应明显优于同一区域生产网络内的波兰、墨西哥和中国等工厂经济体。这主要是由于一方面,亚洲工厂缺乏高层次的管理体制和合作机制,作为亚洲工厂领导者的日本产业升级缓慢、技术转移保守也抑制了整个生产网络的技术升级；另一方面,则源于各国(地区)分工地位不同导致的收益不平衡问题。第四,从中国行业层面来看,参与垂直专业化分工对中国制造业出口技术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仅仅体现于低技术行业中。这说明,参与垂直专业化分工对出口技术结构升级的作用强度不仅取决于分工参与程度,也与各行业参与分工的方式和分工的地位息息相关。低技术行业“主动参与型”的分工参与模式和较高的分工地位促进了参与分工的技术溢出效应,但中等技术行业“两头在外”的模式和高技术行业对加工贸易方式和外资企业的高度依赖却极大的抑制了参与垂直专业化分工的技术结构升级效应。与现有的文献相比较,本文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作出创新：第一,形成了参与垂直专业化分工对出口技术结构升级影响机理的理论分析框架。本文拓展了Acemoglu et al. (2012)理论模型,形成了垂直专业化分工对出口技术结构升级影响机理的理论分析框架,为该领域的后续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第二,改进出口技术结构的测度方法,构建了一个能剔除“统计假象”的出口技术结构测度指标。借助于国家间投入产出表,本文在贸易增加值核算方法的基础上,以出口中的国内价值增值替代了Hausmann (2005)指标中的总量贸易额,以剔除测度中进口中间产品的影响,从而可以更为准确的衡量一国的出口技术结构。第三,本文的实证检验发现,参与垂直专业化分工对中国制造业出口技术结构升级的作用强度不仅取决于分工参与程度,也与各行业参与分工的方式和分工的地位息息相关。现有文献尚未发现有类似的研究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