湛甘泉是明代中期与王阳明同时的达官鸿儒，早年受学陈白沙，承其“自然”、“自得”之学，而有“随处体认天理”之悟，深得白沙为学旨趣，备受白沙赞赏，最终成为其衣钵传人。 甘泉哲学在宇宙论上受张载气一元论的影响，主张气乃宇宙万物之本原，理不离气，对程朱理学理气二分的“支离”之弊进行了批评。在心性论上，甘泉提出了“心体万物而不遗”的“大心”论，认为“心”不仅仅是人的形体所包围的、具有虚灵知觉功能的主体认知之心；更重要的是，它既是包乎天地万物之外，又贯乎天地万物之中，既内在又外在的本体之心，心即性，心即理。在知行观上，甘泉把“知”与“行”结合起来，主张“知行并进”，一方面批评了程朱理学知先行后、重知轻行的知行观；另一方面，又对当时阳明学的“知以兼行”和阳明后学“离行言知”的禅学倾向予以了纠正，为明末清初儒家经世致用学风的回光返照发出了先声。 甘泉哲学以“随处体认天理”为核心理念，以“体万物而不遗”之心为本体，以“勿忘勿助”为体认法则，以自然自得为理想境界，既强调于意、心、身上“主敬”，以“敬”始，以“敬”终，又突出于家、国、天下之事事物物上察见天理的极端重要性和体认工夫的不可间断性，把心身、内外、动静等等都统一于一“心”，于百姓日用间知行并进，最后完成圣贤人格的培养，达到绝对自由的“天人合一”境界，从而兼有程朱理学派“格物穷理”的外求和陆王心学派体悟本心的内省两方面的内容。甘泉哲学的这种调和倾向，一方面吸收了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的积极成果，表现出极强的包容性；另一方面，甘泉合理气、心性、心理、心气、内外、动静、知行于一体的“自得”之学既避免了陆王心学“是内非外”的“偏倚”之病，又摆脱了程朱理学的“支离”之弊。 主“心”和主“一”是甘泉哲学的两个基本特征。就前者而言，甘泉一方面主张“气”是生成万事万物的“种子”或根本，认为“宇宙问一气而已”；但另一方面在他“随处体认天理”的核心命题中，“天理”既包含有宇宙世界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物理”，又将社会生活的人伦道德从人伦日用中独立出来，并赋予它本体论的意义；然后从人心具有“虚灵明觉”的认知功能出发，把心的思虑作用无限膨胀，使宇宙万事万物无不涵摄于“心”内，从而得出“天理在心”、“心体万物而不遗”的结论。“心”在甘泉哲学中成了凌驾于宇宙万物之上的至高本体，故甘泉哲学在性质上呈现出明显的心气二元，以心为主的心学特色。就后者来说，甘泉认为理气、心性、心理、心气、内外、动静、知行等皆“不可对言”，任何歧而二之、偏内偏外的做法都将导致“支离”之弊，故主张把它们看作对立的统一体，做到理气、心性、动静、知行等的“合一”，甘泉哲学因此而可以被称之为“合一”哲学。 甘泉哲学自诞生五百多年来一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在中国学术史上也没有获得应有的地位，这与其对中国古代学术发展所作的贡献极不相称。湛甘泉作为陈白沙的学术继承人，对白沙思想予以继承、修正和发展，成为白沙殁后岭南学派的中流砥柱，对岭南学术的繁荣和发展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甘泉与阳明私交甚笃，在学术上，甘泉以“随处体认天理”与阳明的“致良知”之教分庭抗礼。他们通过书疏往来和当面切磋，互相启发，不断修正和完善自己的学说。在他们相互辩难的过程中，甘泉对阳明思想的形成和完善所产生的重大影响是不可否认的。此外，甘泉哲学融合程朱陆王，把“尊德性”和“道问学”结合起来，即心学即理学，敢于向权威提出挑战，独树一帜，对明代学术由心性之学向经世致用之学的转向起到了先导性的作用。由此可见，甘泉哲学是明代心学发展的一个重要中间环节，乃至于它对整个宋明理学的发展都起到了承上启下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