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民国时期是中国社会由古代形态向现代形态转化的过渡阶段,也是墨学由衰微转向复兴的关键阶段。墨学对晚清民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广泛影响,形成了继战国至西汉前期之后影响社会的第二个高潮期。在晚清民国社会科技、政治、宗教、人文精神及逻辑思想等许多方面的近现代化进程中,墨学都扮演了不可忽视的角色。在这一过程中,墨学的影响虽然也有消极的一面,但是总体上是积极正面的,对中国社会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首先,墨学对晚清民国时人学习引进西方近代自然科学技术产生了重大影响。许多晚清士人一度认为西方科学技术源于墨学,广泛持有“西学墨源”说。“西学墨源”说是当时盛行的“西学中源”说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西方科技的传入总体上起到了推动作用。在晚清士人对“道”“器”关系的新认识基础之上,“西学墨源”说进一步证明“西学”就是源于中国的墨学的器物之学。“西学墨源”说是晚清士人具有的强烈中国文化中心主义观念的反映。晚清科技思想领域的“西学墨源”说,由邹伯奇、陈澧、张自牧等个别对墨学有研究的人士首倡,从而渐次对晚清士人阶层产生广泛影响。这股思潮在维新变法运动期间影响达到顶峰,余波及于20世纪初。维新变法运动失败之后,以严复为代表的许多人士对“西学中源”、特别是“西学墨源”说,进行了深刻地反思和批评,指出了这一学说存在的理论错误和产生的一些不良影响。但是总体上看,作为“西学中源”说重要组成部分的“西学墨源”说,是晚清学术思想领域“以复古为解放”思想潮流的一部分,为“西学”与中国古学的相通搭建了一条不可或缺的桥梁。晚清以洋务运动为主体开展的学习引进西方科学技术的活动,正是以这些思想和学说为指导的。墨学正是通过这种带有文化误读色彩的方式对近代中西文化的交流和融合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当然,“西学墨源”说还是局限在儒家理论框架之中的,是儒学为了适应新的时代变化对自身做出的调整。正是由于受到学术地位仍然低于儒学这一状况的限制,墨学对晚清科技思想界的影响是弱于儒学的。其次,墨家的“兼爱”“尚同”“非命”等学说为先进的中国人理解和接受西方近现代人文精神及社会政治思想和制度提供了重要参照。在这一影响过程中,将墨学与西方文化简单比附的错误一度大量存在,“西学墨源”说一度流行,但是这无碍于墨学对晚清民国社会人文精神的更新和政治思想制度的变革发挥推动作用。在维新运动失败之前的一段时间内,作为“以复古为解放”潮流的一部分,墨家“尚同”学说对晚清士人理解和接受西方近代民主思想与政治制度提供了帮助。一些晚清士人认为“尚同”学说与西方近代民主思想与议会构想相同,甚而认为西方的这些思想与制度是源出于墨学。“尚同”与“兼爱”学说对晚清士人理解和接受“平等”这一与民主思想密切相关的人文精神也有一定影响。维新运动失败后至辛亥革命逐步走向高潮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许多中国知识分子注意到墨家的“兼爱”学说与西方的博爱精神、与社会主义思想具有很大的相似性,将“兼爱”学说作为博爱精神和社会主义思想进行大力宣传,有利于博爱精神和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在晚清民国时期反对命定论的思想潮流中,墨家的“非命”学说发挥了一定作用,有利于救亡图存事业的进行。墨家的“非攻”学说对晚清民国一些希望实现世界和平的知识分子带来一定启发。梁启超在扩大墨学在这一时期的影响方面居功至伟。墨学的这些影响已经基本摆脱了“西学墨源”说的错误。再次,墨学对晚清民国社会的宗教思想和活动产生了较大影响,特别是与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和一定时期内宗教思想的盛行有密切关系。墨家“天志”“明鬼”等学说的独特理论性质,为中国知识分子和基督教教会人士相互沟通交流搭建了一座重要平台。晚清中国士人注意到墨家的宗教思想,看到了墨学与基督教二者的相似性,肯定墨子和耶稣救世人格的高度相似性,将二者相提并论。在比较墨学与基督教的过程中,有些人还一度持有基督教源于墨学的错误观念。但是,这并不妨碍墨学对当时社会的宗教思想与活动产生积极影响。一方面,在儒家思想还居于统治地位的时候,知识分子通过墨耶比较,进一步加深了对基督教的认识,不再仅仅将其看作外来的异质文化,而是将其作为与诸子哲学相似的文化派别,从而为基督教的传播创造了一个较为宽松的思想环境。在基督教文化的启发下,中国知识分子对宗教的社会作用较为重视,进行了“保教”等活动,佛学也一度再次盛行。在这一过程中,墨家学说中带有宗教色彩的思想受到重视,产生了一定影响。许多人将墨学称为“墨教”,提倡发挥墨学的宗教价值来改善社会。梁启超在《子墨子学说》中大力提倡墨家宗教思想的社会应用价值。另一方面,20世纪上半期,在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逐步丧失、墨学地位极大提高的情况下,以黄治基、张纯一、王治心、吴雷川为代表的具有传统文化修养的中国教会人士,通过耶墨比较,为基督教找到了在中国传播的文化依据。复次,墨子具备大公无私的救世牺牲精神和勤俭的生活作风,他伟大的人格精神为晚清民国士人和知识分子所高度重视,对中国现代人格精神的形成作用巨大。虽然曾国藩对墨学的了解比较肤浅,他的勤俭思想与墨家的相关思想差异很大,但是二者之间的渊源关系却是不容抹杀的。曾国藩用墨学来标识他的勤俭思想,将墨子视为勤俭最典型的代表人物,并大力推崇、提倡、效法,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墨学对曾国藩的影响。曾国藩大力提倡以墨学来标识的勤俭,有利于墨学的传播,并对墨家的勤俭思想为更多人接受产生了重要影响。到了甲午中日战争之后,人们对墨子救世精神的赞扬很少带有儒学正统的偏见。维新变法运动中受墨子牺牲救世精神和人格影响最突出的是谭嗣同。墨子的救世牺牲精神,正是由谭嗣同而在近现代社会重生,进而通过谭嗣同的榜样作用产生广泛影响。包括资产阶级革命者和中国共产党人等在内的爱国救亡志士身上大都流淌着墨子的血液,是墨子救世牺牲精神的传人。比如,在辛亥革命逐步走向高潮的过程中,革命党人中流行着刺杀清政府权贵要员之风。革命党人的这股行侠之风,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墨学的影响。墨子的人格精神在民国时期受到更广大社会人士的高度重视。墨子兼爱救世的牺牲精神和人格形象,已经深入人心。最后,在西方传统形式逻辑学和因明学的启发下,许多知识分子从逻辑学的角度重新审视以《墨辩》为代表的墨家名辩学,肯定其逻辑学价值。墨家名辩学作为富有特色的古代逻辑学体系,对西方传统形式逻辑学在中国的传播起到了推动作用,对启发近现代逻辑学者进行中西逻辑学比较、发现中国传统逻辑思想的特点产生了关键影响。梁启超的《墨子之论理学》是我国学者第一次用西方逻辑学知识来研究《墨辩》的尝试。梁启超正是以《墨辩》为主要依据得出了中国旧有文化并不缺乏逻辑学传统的结论。这一结论是对严复看法的修正。随着研究者深入比较中国名辩学与印度因明学、西方传统形式逻辑学的异同,以章太炎、胡适、谭戒甫为代表的学者逐步肯定了中国名辩学作为世界三大古代逻辑学传统独立一支的地位。在中、西、印三大逻辑传统比较研究中,《墨辩》逻辑作为中国名辩学传统的主要代表发挥了无可取代的重要作用。晚清民国时期,墨学的地位,特别是相对于儒学的地位,经历了一个逐步提高的过程。这一变化过程反映了墨学对社会影响力的逐步增大。在墨学影响晚清民国社会的过程中,墨学的身份也发生了重要变化,经历了由经世致用之学向人文传统之学的转变。晚清民国时期墨学影响社会的过程可分为三个不同的历史阶段。墨学在推动中国社会近现代化的同时,也实现了自身的进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