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龙宗智教授首次提出“印证证明模式”这一观点,并认为其是中国刑事诉讼证明模式。该观点自提出以来便受到学界的热烈讨论,支持者为印证证明理论添砖加瓦,欲使该理论更加完善。反对者也纷纷提出自己的相应见解,或认为印证证明仅为一种证明方法,将其归为证明模式是定位错误;或认为印证证明理论较为模糊,无法在实际意义上对我国刑事诉讼带来帮助;或认为印证证明的特征已经不再适合当今的刑事裁判,无法避免冤假错案的产生;或认为证明模式一词本身就难以定义,指代模糊。相较于学界对于印证证明的激烈争论,司法实务界对印证证明普遍持肯定态度。但是近些年来部分冤假错案的推翻,又让人们对印证证明能否有效预防冤假错案增添了疑问。笔者认为印证证明的最终目的为证明标准得以实现,因此若要研究印证证明,证明标准便是其无法绕过的话题。本文的出发点便是从证明标准角度出发探究印证证明是否适合当今的刑事证明标准,探讨在我国现行刑事证明标准下印证证明的定位,以及从证明标准角度看待现实中对印证证明的应用存在哪些不足之处,采用何种方式运用印证证明以更好达到证明标准以避免冤假错案的产生。探讨过程的第一步便是确认本文采用何种有关印证证明的理论学说。现有理论学说主要将印证证明归为以下三种定位:证明模式论,证明方法论和经验法则论。若将证明标准比作最终的目的,印证证明便是通向证明标准的道路。印证证明的定位不同,也会关联着其对证明标准的到达途径,影响以证明标准为出发点探讨印证证明的角度与内涵。因此若想要从证明标准角度探讨印证证明的现实应用,首先应当做的就是明确印证证明的定位。从现行证明标准以及司法实务的角度出发,印证证明可以被认为是当今刑事诉讼证明模式中的主要模式。其主要地位体现在印证证明被广泛运用在法律法规和实践实务中,且对证明标准客观方面的实现具有重要作用。但是仅印证证明自身已经无法满足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全部要求。明确了印证证明的定位之后,则需要明确印证证明和证明标准之间的联系。印证证明和证明标准是方法与目的之间的关系,证明标准是印证的终点,印证是实现证明标准的重要途径途径。证明标准和印证证明息息相关,影响着印证证明。我国刑事证明标准经历过一定的发展变化,主观方面的要求被加入其中,丰富了刑事证明标准的内容。印证证明也应当顺应证明标准的发展而进行一定的变化。但是这发展变化并不影响印证证明和证明标准之间的联系,印证证明和证明标准仍然是相对独立的两个概念。在司法审判中,对印证证明的用尽并不一定意味证明标准的实现,仍需裁判者额外进行判断。若缺少额外判断这一步骤,则是对印证证明和证明标准的混淆,有几率导致冤假错案的产生。明确印证证明和证明标准之间的联系是从证明标准角度发现印证证明现实应用中困境的前提。本文将重点探讨两个印证证明现实应用中的典型困境:第一个是“一对一”案件,印证证明面临证据不足的情况时对证明标准实现存在巨大困难;第二个是现实应用中对于印证证明的强求,包括混淆印证证明的用尽与证明标准的实现之间的区别,以及在印证证明用尽但是无法实现证明标准的情况下强行增加印证以推进证明标准的实现。从证明标准角度来看,印证证明对证明标准客观方面的实现仍具有重要作用,若要更好的发挥印证证明的功能,首先要做到的就是明确印证证明的定位,将其和证明标准进行区分,理清二者的逻辑关系,这样让印证证明对证明标准客观方面的实现作用得到更大程度的实现。还应当完善印证证明的证据要求,建立恰当有效的程序保障机制以确保印证证明在实现证明标准的客观方面的过程中不偏离正确的轨道;还应当发挥印证证明的验证功能,确保证明过程严谨完善,证明逻辑顺畅。印证证明只能较好的实现证明标准中客观方面的要求,对于主观方面的要求则较难实现,因此若要全面实现证明标准还应当引入其他制度加以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