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入境旅游业的发展程度是衡量区域开放程度和旅游产业水平的重要标志。长江经济带地跨东中西十一省,起着承东启西、接南济北、通江达海的重要作用。随着“长江黄金国际旅游带”的提出与构建,该区域不仅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脊梁”和增长极,更是我国走向世界、扩大对外开放的最重要的区域。长江流域沿线,旅游资源丰富,类型多样,入境旅游在全国占据重要地位。“以行政区划为单元”是流域旅游资源开发的主要模式,但旅游资源在地域上的连续性及功能区的独立性,使得以行政区划为单元的旅游资源开发模式成为流域旅游发展的重要壁垒。因此本文以长江经济带入境旅游流为研究对象,选取2005-2014年为研究时间段,从11省入境旅游流在全国范围内的转移态及11省内部间网络结构两个角度,揭示出长江经济带入境旅游流的集散规律,以期为长江经济带入境旅游业的发展,进言献策。本文的研究内容包括以下几个部分:第一:对长江经济带基本概况及入境旅游的发展概况分析。首先,通过2005年~2014年“过夜游客数”及“旅游外汇收入”数据,对长江经济带入境旅游发展现状进行分析;其次根据统计年鉴数据,长江经济带入境旅游客源地结构概况进行分析;最后,运用“泰尔指数”,对11省2005~2014年入境旅游经济的发展差异进行历时演变及成因进行研究。第二:从全国视角出发,对11省入境旅游流在全国范围内的转移态分析。运用空间集中指数(集聚指数与扩散指数),从东中西部及11省两个尺度,进行了演变对比分析,并通过转移态矩阵对各省市入境旅游流的转移进行深入分析。第三:以11省间入境旅游流所构成的网络为研究对象,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对旅游流网络结构特征进行深入研究。本文的主要结论如下:(1) 2005~2014年,长江经济带入境旅游流除特殊年份影响外,如2008年、2010年、2013年等,旅游接待人次数与旅游外汇收入呈上升趋势,东、中、西地带间差异TBR呈明显下降趋势;(2)从11省入境旅游流在全国范围内的转移来看,2005年~2014年,长江经济带东部地区集聚态优于中、西部地区,但中、西部地区扩散态优于东部地区。较高的集聚指数或扩散指数意味着,该地区入境游客的主要二次客源地与二次目的地较为集中,这一形态不利于入境旅游业的健康、持续发展;11省份中,上海、江苏、浙江、湖南、四川五省集聚指数低于平均水平,贵州、云南、重庆、上海、湖北位列前五,且低于平均水平;(3)通过对各省集散指数对比发现:东部三省江浙沪、西部的四川省,入境旅游流集聚能力强于扩散能力,为入境旅游流“输入型”旅游目的地;中部湘鄂、西部渝云贵,入境旅游流的扩散能力强于集聚能力,为入境旅游流“输出型”旅游目的地;(4)长江经济带各省份入境旅游流转移态矩阵呈现出一定的差异,但各省(市)入境旅游流在全国范围内的转移深受“距离衰减规律”影响,近距离组团较为明显;(5)对11省间所形成的网络进行历时演变分析发现,长江经济带内部网络结构密度逐渐减少,一定程度上说明,旅游产品、旅游线路逐步稳固;综合长江经济带11省各中心性指数及结构洞指数得分,可知:上海是长江经济带入境旅游流的核心,是最大的集散中心,湖北为中部四省旅游核心及集散中心,四川为西部三省一市的旅游核心及集散中心,云南、重庆、江苏分别为次级旅游核心,安徽省为连接中、东部的重要旅游通道,其余省市为一般目的地。文章最后针对长江经济带入境旅游流集散规律,得到如下两点启示:(1)东、中、西部地区及11省间入境旅游业差异的缩小、网络结构密度的降低、中西部点入/出度较高节点的增多,表明长江经济带入境旅游业的发展逐步均衡,这与“区域合作发展”意识成为共识及区域性合作项目的开展,密切相关;(2)通过全国与内部两个视角,对长江经济带入境旅游流集散的特征进行分析与整理,发现11省间入境旅游业的发展,核心、边缘差异仍然存在,完善的政府区域间旅游利益协调机制、网络化的旅游综合交通网络与集散体系、互联互通的旅游基础设施、满足一体化要求的综合性旅游智慧系统等,是实现长江经济带入境旅游业更好发展的必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