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数量不断增加,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城镇化率从1978的17.92%迅速上升到2015年的58.10%,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城市人口记录不断刷新,城镇化进入快速发展时期。由于城镇化发展速度过快,资源环境、经济基础、社会状况、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诸多方面缺乏相应的承载、变革和适应能力,从而引发了一系列问题。传统城镇化的发展模式显然已经不适合现在社会的变迁与转型。因此应该适时提出"健康城镇化"的发展理念。在对健康城镇化内涵理解的基础上,以中原经济区30个省辖市为研究对象,从状态层面和资源环境支持系统层面展开研究。借助熵值法和线性加权求和法定量探究健康城镇化状态层面发展水平。借助耦合协调度模型定量评价健康城镇化资源环境支持系统层面对状态层面支撑力度的发展状况,即资源环境支持系统层面发展水平。在此基础上划分中原经济区健康城镇化综合类型区,探索适合中原经济区健康城镇化发展的路径。研究主要结论如下:(1)中原经济区健康城镇化时空特征。状态层面:总体发展水平不断提高,区域发展水平差异较大,各发展水平类型区的空间分布格局较为破碎。高水平和中高水平发展类型区多数集中在中原经济区的西北部地区,且与中原城市群的空间分布有较好的拟合性。南部和东南部地区发展水平相对较低。总体地域层面上,呈现明显的"中心—外围"结构。资源环境支持系统层面:总体发展水平整体较低,但呈上升的态势。中原经济区30个省辖市所处发展阶段类型较为集中,并且不断向协调发展时期推进。2005年有严重失调、中度失调和轻度失调三个发展阶段,2010年有中度失调、轻度失调和濒临失调三个发展阶段,2013年只有轻度失调和濒临失调两个发展阶段。(2)中原经济区健康城镇化空间关联特征。状态层面:全局Moran’sI指数经历了一个由低到高再降低的震荡过程,但末期比基期较高,空间集聚现象显著。显著高—高区基本稳定分布在焦作和郑州,显著低—低区基本分布在中原经济区东南部的经济发展较落后的地区,显著高—低区和显著低—高区2010年和2013年分布地区相对稳定,分别是淮北和运城。资源环境支持系统层面:2005年和2010年该层面发展水平的全局Moran’sI指数通过显著性检验,而2013年全局Moran’s I指数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2013年中原经济区健康城镇化资源环境支持系统层面的发展水平趋于随机分布,没有显著的高值或低值集聚的地区出现。(3)中原经济区健康城镇化发展路径。在对中原经济区健康城镇化状态层面和资源环境支持系统层面发展水平研究的基础上,将中原经济区划分为六个综合类型区,即高水平—濒临失调区、中高水平—濒临失调区、中等水平—濒临失调区、中等水平—轻度失调区、中低水平—轻度失调区和低水平—轻度失调区。针对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共性问题,设计出健康城镇化推进的共性发展路径:构建生态工业体系,确保健康城镇化发展动力;集约资源优化环境,推动健康城镇化子系统协调发展。根据中原经济区健康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个性问题设计出各综合类型区的个性发展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