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项填补国内研究空白的比较研究。本文首先从梳理政党的概念入手,详细考查了政党的缘起,比较了英国、美国以及中国的政治学学者们给出的政党定义,并分析了这些定义的异同及异同原因,描述了在当今中国政党应该是什么这样一个政治学基本问题,并在此基础上给出了反对党的概念。其次,指引本文对政党作出“应该如何”判断的是政治哲学对于自由、平等等终极价值的描述和论证。本文分别以对英国反对党理论与实践形成的历史考察,论证了英国各种政治力量在经历了派别到政党的蜕变以后所形成的包含反对党的政党制度设计对于实现人民主权,并进而保障自由、平等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以对美国建国初年两个典型案例的追溯,论证了美国的党争对于实现分权制衡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并指出在纷繁的党争背后、权力制衡或合作背后起作用的乃是人类公认的自由、平等的价值指引。再次,本文将比较的目光拉回国内。通过对民国初年政坛上三支力量斗争过程的回顾和描述,认为民国初年的党争实质乃是派别与政党之争。因为各方所遵奉的游戏规则不同,派别的胜利与政党的失败乃是一个必然的结果。而正是因为政党的失败,逼迫孙中山等最终走上黄埔练兵、以暴易暴的道路。通过回顾和描述1946年1月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前后,国、共、民盟与无党派人士各派力量的博弈过程,本文以为,导致此间政治协商会议最终达成协议的原因,在于博弈各方对自由、平等等终极价值的确认。而国、共两党最终从政争走向战争,而民盟等亦无力制止战争的原因,在于国民党已经从建立时期的政党蜕变为此时的派别,它与共产党和民盟等之间的斗争相应地从政党与政党的斗争,转变为派别与政党的斗争。在此次派别与政党之争中,因为国、共双方遵奉的都是同样的“丛林法则”,所以代表历史前进方向的共产党最终胜出。最后,本文指出,改革开放以来至今日,凡三十年间,中国前现代的社会性质未变的哲学层面的原因,乃在于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对经济增长、经济效率的追求压抑了其自建党以来的价值关切,甚至这种价值关切正日益被既得利益集团的派别利益追求所侵蚀、所替代,从而使中国共产党正处于由政党向派别滑落的危险境地。而摆脱此种危险的出路在于重新确认它一直追求的自由、平等的价值,并制定出相应地足以保障这些价值实现的制度。英美反对党的理论与实践正是在这里为我们探索中国特色的政治、政党制度提供了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