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汉朗咏集》是一部十一世纪初,由藤原公任所拟的集汉诗与和歌为一体的诗集。虽然在日本一直被当做汉诗的入门书而被广为流传,但是对于《朗咏集》所产生的的时代背景,还有“和汉交融”这一独特的编撰方式的时代特征,在中日两国都没有引起应有的关注。并且,隐逸思想作为中国文化的特征之一,最早出现于中国《易经》中“隐显”等记载,其后通过老庄思想得到了升华,经过魏晋南北朝时代后,隐逸思想已深深地植根于中国文人的心中。在中国对日本思想史的先行研究中,对于隐逸思想、特别是魏晋的隐逸思想给予日本的影响有着诸多成果,但是对于《和汉朗咏集》中的隐逸思想研究则是凤毛麟角。另一方面,近年来,日本学术界对于隐逸思想的研究成果逐渐增多,但是主要集中于对中世的研究,关于平安时代的隐逸思想的研究,主要围绕嵯峨天皇一朝。本论文将着眼于平安朝中期成立的《和汉朗咏集》中的隐逸思想,结合与中国魏晋文人的隐逸思想的比较研究,具体考察其有着怎样的表现。本论文主要由以下内容构成。序章主要介绍了本论文的研究动机,先行研究和研究方法。然后,基于目前为止的研究成果,说明本论文的作用。正文由五部分构成。第一章分析了《和汉朗咏集》中蕴藏的时代意识。首先着眼于平安中期前的汉诗与和歌关系的变化,说明“和汉交融”这一时代特征。因为在“和汉交融”的过程中可以明显看出中国隐逸思想的存在,而且从《和汉朗咏集》中可以看出日本在接受中国的隐逸思想后将其化为了其民族文化意识的一部分,因此笔者认为探究平安初期到十一世纪前的隐逸思想是不可欠缺的。其次,通过对编撰者藤原公任的地位、《和汉朗咏集》的成立背景和结构构成等方面的分析,具体阐述在《和汉朗咏集》中的“和汉融合”。最后笔者将通过对《和汉朗咏集》中内容的具体分析,结合相关历史背景,阐述一直到十一世纪前隐逸思想的走向。第二章首先通过对《和汉朗咏集》中菅原道真、村上天皇、源相规,都良香和后中書王所写的对于向往隐逸的诗文分析,并结合诗人的个人经历,了解到他们撰写关于“吏隐”诗文的动机。其次针对中国隐士许由的传说,叙述在中日作品中,隐逸憧憬和神仙憧憬的本质是相同的。最后将上述日本诗人与魏晋的潘岳进行对比,探究二者异同,并试图分析其中原因。第三章着眼于《和汉朗咏集》中关于大江朝綱、菅原文時和紀長谷雄所写的有关“身隐”的诗文,对其进行解读,并结合他们的个人经历,一窥他们在“隐”与“吏”中迷茫的身影。特别是与“身隐”相关的辞表中“隐逸”所起的作用。之后,通过与同样仿徨的中国魏晋诗人谢灵运的对比,总结二者的异同。第四章首先对于践行了“心隐”的日本诗人庆滋保胤和大江以言的诗文进行解读,探究其中所体现的隐逸的本质。之后通过与中国魏晋代表隐者之一的嵇康之间的比较,得出了比起中国魏晋文人,日本平安时代的隐者更注重生活与心灵的安稳这一结论。第五章首先考察了《和汉朗咏集》中关于“招隐”,也就是对隐逸的反对。首先通过对菅原道真、倚平书写的关于“招隐”的诗文,探明其中原因。其次关于中日文人的人生理想,探明了中国真正的隐者践行的是“老庄式”的隐逸,与之相对的是日本的隐者对于“老庄式”的隐逸和佛教的出家二者之间的混淆。结论部分,根据上述内容,笔者对于《和汉朗咏集》中的隐逸思想进行进一步的思考,力图一窥日本在接受中国的隐逸思想的过程中由最初的模仿,到了嵯峨朝时期嵯峨天皇因为对隐逸持有憧憬,导致在此后的平安朝,“吏隐思想”一直存在,这种现象伴随着摄关政治全盛期的来临发生了变化。被藤原家所排斥的文人由于自身的怀才不遇,开始出现了对儒教式的“身隐”、老庄式的“心隐”进行实践的文人。但是,与基于老庄思想保持了独立性的中国隐逸思想相比,日本在接受中国文化时,由于同时接受了老庄思想、儒教思想和佛教思想,因此日本的隐者在老庄式的隐逸和佛教式的出家之间比较模糊,最终老庄式的隐逸失去了其独立性而被归于佛教中。因此到了中世,作为文人的隐者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隐者变成了僧人的代名词。以上所述与今后的课题紧密相连,在今后笔者将会进一步深入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