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影印出版了中国国家图书馆馆藏明抄本《兵部奏疏》,为明代蒙古史和明蒙关系史的研究,尤其是“把汉那吉事件”和“隆庆封贡”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史料。本文首先在明蒙关系史的大背景下讨论了该书的形成过程。隆庆四年(1570)九月,漠南蒙古土默特万户把汉那吉因为与祖父俺答汗的矛盾而投奔明朝,这导致了明蒙关系陷入了危机。但是,经过两个月的艰难商谈,明蒙双方终于达成协议。十一月,蒙古方面将八名板升汉人主要头目引渡明朝,明朝则将把汉那吉遣返蒙古,危机最终得以成功化解.在之后的几个月中,明朝与右翼各万户经过进一步磋商,达成了封贡和互市贸易协议,汉文史称“隆庆封贡”。“隆庆封贡”的形成结束了明蒙之间二百多年的战争状态,开启了明朝与蒙古右翼诸部和平互市的局面,对明蒙关系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明朝在处理“把汉那吉事件”,讨论封贡和互市事宜,调查和审理板升汉人头目等一系列事件过程中,宣大总督王崇古、大同巡抚方逢时等官员向兵部和内阁提交了很多奏疏,《兵部奏疏》就是明朝兵部隆庆四年至隆庆五年(1570-1571)奏疏汇编,里面收录的是来自宣大总督王崇古、大同巡抚方逢时等人的奏疏,这些奏疏是通过潘晟、谷中虚、刘自强等人上奏给隆庆皇帝的,奏疏还包括隆庆四年至五年关于“把汉那吉事件”和“隆庆封贡”的“廷议”内容。本文就其主要内容进行概要的介绍,通过对比原有史料来衬托出该书的史料价值。同时,针对此书序言及正文的一些问题进行了必要的补充和勘正。郑伟章为影印本《兵部奏疏》撰写序言介绍了该书史料价值,却犯了一些常识性错误。他把蒙古族当做了匈奴族,把明蒙关系简单地理解成为汉族和匈奴族的关系。实际上,蒙古民族是在历史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不能等同于匈奴族,形成于14世纪的明蒙关系更不能是汉族和匈奴族的关系；另外,郑伟章还把把汉那吉投降明朝的原因理解为俺答汗夺走了把汉那吉的妻子三娘子,从而导致了把汉那吉投降明朝,这个错误早己被学界所否定；同时,《兵部奏疏》还有排版错误,郑伟章却没有发现。在正文部分笔者通过研读《兵部奏疏》来重新梳理“把汉那吉事件”和“隆庆封贡”,为人们还原该事件的详细经过,并对一些一直没有得到很好解决的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诸如把汉那吉投降明朝和被遣返的具体时间,史料记载多有出入。本文根据《兵部奏疏》的明确记载,肯定把汉那吉投降明朝的时间为隆庆四年九月十七日,被遣返的具体时间为隆庆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对于该事件的一些重要细节,如苑宗儒“质子事件”、牛相父子“私通边将事件”,以往的史料记载颇为粗糙,前人的研究未能涉及,本文则在《兵部奏疏》史料的支撑下来还原并补充了这些细节。“质子事件”是指,隆庆四年十一月初八日,俺答汗如约地将赵全等板升汉人头目押送至大同左卫云石堡外。此时的王崇古等人尚未得到隆庆皇帝的旨意,不敢擅自行动。土默特万户捉拿板升汉人头目,来到长城边外,并做好了交换的准备,却迟迟不见那吉被送出来,开始表现出疑虑和躁动,情况急迫。明朝云石堡守备苑宗儒主动提出将自己十二岁的儿子及其两个弟弟送到俺答汗那里作为人质,因此取得了俺答汗的信任,换取回了板升汉人头目,为“把汉那吉事件”的成功解决赢得了时间。“私通边将事件”发生于“把汉那吉事件”结束之后,俺答汗向明朝提出了“封贡”请求,王崇古则向俺答汗提出了交出板升汉人余党的要求,分守威远营参将事副总兵牛相趁机派儿子牛伯杰等人出边,与俺答义子恰台吉私下里达成协议,牛相父子以金银货帛交换“赵全余党”,但是恰台吉竟然索要干金,牛相无力支付,即向所属各堡科派,结果被苑宗儒揭发,牛相父子因此被执。“私通边将”事件是“隆庆封贡”整个过程中的一个重要事件。最后,本文在第四章探讨了“隆庆封贡”的形成经过,先是简单介绍了蒙古各部的情况,并且根据和其他史料的比较,向读者详细地展示了《兵部奏疏》的丰富内容。对于“封贡”,北京的大臣们经过了激烈的辩论,最后由隆庆皇帝拍板才成。另外,本文拓展了俺答汗封贡的研究范围,对于蒙古右翼的其他部落的封贡问题加以探讨,得出的结论是整个漠南蒙古各部都直接或间接地与明朝有着物资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