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俗文学之间的论争一直是文学研究中引人注目的热点和难点。从五四新文学运动以降,通俗文学曾被视为“旧”的、“封建余孽”的遗留,成为新文学研究视野中极力扫除的障碍。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通俗文学的研究随之也成为当代中国文学研究的热点,众多学者开始将关注的眼光投向到对其的研究之中,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对文学史书写的完整性以及科学性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对通俗文学的正视,也引发出诸多文学研究的新话题。汤哲生在其近作《中国现代通俗小说思辨录》中指出:“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是1892年(以通俗小说《海上花列传》的发表为始)还是1917年(以胡适《文学改良刍议》发表为始)?”在细致地考量后他得出结论:“新文学与通俗文学都是中国现代文学的组成部分。1892年到1917年之间,中国文坛上只有通俗文学。1917年以后中国文坛上是新文学与通俗文学双流并进。在抗日战争的背景下,新文学与通俗文学开始合流。”这一关于通俗文学定位的结论,与以往文学史中既定的成说相比有了很大的进步,由此,对通俗文学价值和意义的正视,促使中国文学史的书写逐渐向“大文学史”迈进。可见,通俗文学的价值和历史地位在当下开放、多元的研究境遇中得以凸显,对通俗文学的正名成为当下文学研究的一项主要任务。《万象》月刊是诞生在上海孤岛时期、发展成熟于沦陷时期的一种通俗文学月刊。战争成为该刊生发的潜在背景,在艰难的历史境遇下《万象》为中国文学作出了诸多的贡献,成为沦陷区乃至中国文坛上不可多得的文艺之花。通俗文学正名在本文研究客体——《万象》月刊上就已初露端倪,该刊的编创主体用丰硕的实绩践行着为通俗文学正名和促使雅俗文学合流的历史使命。它的存在促进了通俗文学的成熟,也推动了中国通俗小说的现代化进程,以鲜明的个性色彩实践着现代性的诉求。在中国文学史、期刊史和文化史上都留下了绚丽的光辉。探讨分析《万象》月刊的生存环境、生发历程,个性色彩、以及本体色彩,可以准确揭示出该刊所构建的“公共领域”的特点以及价值,对该刊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作出科学界定。本文拟从五章展开论述:第一章,《万象》月刊的发展历程。本部分以详实的史料对其生发的时代背景以及当时的文学状况、办刊宗旨、作家群体构成、读者群体的定位等多角度进行阐述,梳理出该刊发展的脉络。第二章,《万象》月刊的本体色彩。在本部分引入“本体色彩”的概念,分别从创作本体、批评本体、学术本体等三个方面对《万象》月刊中的文学创作、批评文本以及考据类的学术研究文本进行梳理总结,并在此基础上揭示该刊在1940年代特殊的历史境遇中所承载的使命,藉此对《万象》月刊作出科学的定位。第三章,《万象》月刊的个性特色。通过《万象》月刊与《小说月报》、《申报·自由谈》等刊物的比较,揭示出该刊在主编更换的前后对通俗文学始终如一的兼容态度。又将该刊与20世纪90年代末的《万象》进行比较,以此观照1940年代的《万象》的个性特色,试图为当下的(新)《万象》的办刊工作提供借鉴。第四章,揭示《万象》月刊开放兼容的编辑风格。作为1940年代具有代表性的通俗文学期刊,该刊以鲜明而独特的编辑风格赢得了广大读者的青睐,在当时文坛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本部分从该刊的灵活多样的栏目设置、整饬活泼的版面整合、新颖独特的广告编排等角度,揭示该刊一以贯之的开放兼容的编辑风格。第五章,《万象》月刊的历史地位。本部分概括分析了《万象》月刊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阐述其所营造的“大众传媒”环境在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中独特的价值和意义以及该刊所存在的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