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社源于城乡中集团参拜的组织,经过发展之后形成了经济互助、教育及行政等不同功能的讲社组织。讲社集团在战后其规模和数量都大幅缩水,然而直至今日仍然有不少讲社集团在发挥着自己的作用。本文基于笔者对福冈县太宰府天满宫飞梅讲社及崇敬会相关人士的采访调查和对太宰府天满宫社报《飞梅》的文献分析,并结合共同体的理论,从地域性、共同性与领域性、公共性的角度,解析处于地域共同体面临崩溃的大环境中的飞梅讲社与崇敬会的现状与危机。共同体理论起源于西方,并活跃运用于哲学、政治学等多个领域的研究中。在社会学中,共同体理论内含地域性、共同性、领域性和公共性四个关键要素。另一方面,讲社集团兴盛于江户时期,到了明治以后逐渐衰败,却仍旧广泛扎根于日本。作为本文研究对象的飞梅讲社起源于江户时代,以血缘及邻里关系维系着九州地区长达数百年的天神信仰。而另一个研究对象崇敬会则是于1968年成立的较为新式的讲社集团。飞梅讲社和崇敬会的地域性,主要由它的核心部分——各地方支部以及多个支部联结而成的联合支部、联合会来呈现。而在传统的地域共同体面临崩溃的背景下,由整体及内部各团体举办的传统祭礼及奉纳活动维持着飞梅讲社与崇敬会中的共同性。飞梅讲社和崇敬会除了各地方支部之外,还存在着以个人及兴趣团体为单位入会的成员以及各自附属的部会——二十五日会和崇敬会青年部、国际奉仕妇人部。将他们联系起来的不再是同乡之情,而是对天满天神菅原道真的信仰之心,亦即领域性。飞梅讲社和崇敬会的公共性则由接收新成员和各类活动的对外开放性来体现。现在飞梅讲社和崇敬会都可通过网上申请加入,除此之外,他们举办的各类活动不仅面向当地的居民以及参拜人士,更是通过留学生实现了跨国交流。如今,飞梅讲社与崇敬会内部的联结关系从地域性渐渐向领域性偏移,成员之间的联系也相应变得松散,会员数量逐年下降。为了引进新鲜的血液,他们尝试在通过定期举行的传统祭礼及奉纳活动维持共同性的同时,加强公共性,积极接纳新成员,增强成员个人对讲社集团的公共意识。综上所述,本文以日本太宰府天满宫现存的两个讲社集团——飞梅讲社与崇敬会为例,从共同体的视角,利用地域性·共同性与领域性·公共性四个组成共同体的要素,分析日本当今的讲社集团。到了今天,这两个讲社集团仍然由各地方支部及联合支部、联合会保持着一定的地域性,但又接收了个人及兴趣、事业团体等与地域无关的、以对菅原道真的信仰心为依托的成员。同时,各式的传统祭礼及奉纳活动维持着一种不均匀的共同性。这两个讲社集团发生了从以地域性为联结到以领域性为联结的偏移,其内部联系也不复紧密。在这一背景下,讲社集团采取了重新树立共同性及公共意识,并加强公共性及个人对讲社集团的公共意识等措施,在保持原有会员的基础上,吸引更多的个人会员的加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