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旨在揭明明代王门心学发展的历史演变规律。论文以明代前期的思想转变为切入点,讨论了王学的产生、形成、传播、分化、争论与终结的历史演进过程。全文以本体—工夫理论作为考察的主要线索。本体—工夫理论是王学的基本理论结构,对它的讨论决定着王学发展衍化的基本走向。王阳明将致良知工夫分为两个层次:一是自然致之,一是勉强致之。前者是积极的,即“本体即工夫”;后者是消极的,即“以工夫复本体”。它们构成工夫论的不同层次,相资为用,不可偏废。但这也意味着王学内在的理论紧张。对本体的先天预设,是王学的基本理论前提。本体的先天性意味着本体是超越时间的逻辑预设,即具有非历史性;而工夫的后天性则说明工夫是一个在个体的时间当中展开的过程,即具有历史性。本体的非历史性与工夫的历史性之间明显有不对等、不平衡的关系,这说明二者之间存在着理论紧张。围绕着如何化解这种理论紧张,王学发生了分化。以王畿、王艮、罗汝芳等人为代表的本体派和以邹守益、欧阳德、钱德洪等人为主的工夫派分别沿着以本体消解工夫和以工夫消解本体这两种不同的路径来解决这个问题。这种化解也从不同的角度逐渐消解王学自身,使之走向终结。王学中还有介乎本体与工夫两大系统之间的归寂派,聂豹与罗洪先试图在二者之间走第三条道路,统合本体与工夫,他们以寂为本体,感为其用,寂在感先,感由寂发,将寂感、动静分而为二。罗洪先晚年彻悟仁体的思想转向意味着归寂说的失败,王学中还是以本体与工夫两大系统的演进为主导,最终促进了王学终结。王畿、王艮等本体派强调本体的现成自在、自然顺适,将本体消融在人的日常意识中,因此为善去恶的修养工夫就成为不必要的。颜钧、罗汝芳等人对当下即是的强调即表现了这一思路,尤其是罗汝芳以赤子之心的当下即是指点良知,既不重意念的为善去恶,也不重作为是非之心的良知,而是认为人们当下的意识状态便是心体,他以不屑凑泊为工夫,着眼于达到以无工夫为工夫、良知当下呈现的境界。这实际上是以本体消解了工夫。以本体取消工夫的思路虽然未放弃对本体的先天预设,但这种解决方式的后果却没有使本体的先天至善性得到强化,反而是淘空甚至否定了良知本体中作为道德法则的天理。李贽的童心说即是这一后果的典型代表。这是对传统名教的破坏,走向了王学维护名教之初衷的对立面,实际上已经逸出内圣之境,从而在理论上的一个侧面瓦解了王学。而工夫派主张先天本体只有呈现在后天现实的道德活动中才能获得其现实性,通过道德本体向道德践履的过渡来实现对本体先天性的扬弃,这就在逻辑上引向了工夫对本体的消解。刘宗周提倡本体工夫合一论,反对就本体而求本体,认为在工夫之外无本体。这就是说,本体不可见,即工夫而见。本体与工夫的一致性,并不是要让本体吞并、涵盖工夫,而是本体就在工夫中,通过工夫才得以表露出来。虽然刘宗周始终未否定本体的先天性,但已经为消解本体的先天性提供了直接的逻辑前提。这对其弟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陈确以性善为人本来具有的向善的意向,但这种意向并不是建立在心性结构当中的。他强调要在后天扩充保养向善的意向,即将先天的本体消解在日常为善去恶的道德修养实践当中,这是对传统本体观的重大突破。黄宗羲接着明确提出:“心无本体,工夫所至,即其本体。”即工夫的展开并不是先天本体的现实化过程,它并不以作为逻辑预设的先天本体为逻辑前提,本体形成于工夫的展开过程当中。这既是以往工夫派思路的逻辑结果,又意味着一种深层的理论转换,即对传统理论框架的突破,最终宣告了王学的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