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的研究对象是创造社作家之一陶晶孙的日语文集《给日本的遗书》。中日两国都有关于陶晶孙的研究,中国的学者较为关注陶晶孙在中国的文学活动,而日本学者则较重视陶晶孙在日本的经历及其日语作品。目前从越境角度考察陶晶孙作品的学者还较少,且尚未发现有以《给日本的遗书》为对象的相关研究。因此,笔者试图以《给日本的遗书》为对象,比较中日文两个版本的内容,对陶晶孙的日语作品进行考察。在日本,《给日本的遗书》总共出版了三次,而它的中译本目前只有2008年由曹亚辉、王华伟夫妇二人共同翻译、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一个版本。笔者在此选取了1952年出版的首版日文文本和2008的首版中文文本进行对比分析。在对比中日两国的文本之后发现,中译本中存在一些删译和改译的现象,这引起了笔者的注意。于是,笔者尝试从翻译研究的角度,对比分析《给日本的遗书》的中日文文本的差异,并运用贝尔曼的“否定分析”理论作为分析模型,具体分析中译本中删译等变形现象,以阐明发生变形的原因以及对作品本身造成影响。论文正文由三章构成。第1章对陶晶孙和《给日本的遗书》的中日文版本相关的先行研究和贝尔曼的翻译理论进行简单梳理。第2章主要是关于《给日本的遗书》的日语原著特征的考察,。对源语文本的特征进行分析考察以作为后续文本对比分析的参考。第3章则是比较《给日本的遗书》的中日文文本,运用贝尔曼的“否定分析”理论,结合具体的例文,分析考察了目标文本中存在的“变形”种类及其产生影响。最后得出了如下结论,因删译和改译等产生的文本变形系统,不仅仅在语言风格上改变了原作的特点,也改变了原作中表现的中立这一作者立场,将《给日本的遗书》的立场变得更中国化,虽然符合读者视阈,却改变了原作最具特点的写作角度。从贝尔曼关于翻译的伦理伦理目标的定义来看,也可以说《给日本的遗书》的翻译伦理目标并未实现。但在此需要说明的是,笔者并非对目前的唯一的这版中译本作否定评价,它作为《给日本的遗书》的首版中译本,对于中国读者和学者了解陶晶孙的日语作品有重要意义。笔者的目的是,希望通过对中日文文本的比较论述,指出目前中译本中有异于原作的地方,为今后的重译开辟一些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