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士风——江南文人文化形相在中国文化舞台上是一种既特殊又重要的文化形态,它在中国文化传统之流中时隐时显地存在着。当将它置于以儒家思想文化为主流和正统的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加以考察时,我们更能对这种文化形态的特殊性、异质性以及其散发出来的魅力有更深切的理解,可以这样认为,江南文人文化既依托于主流文化,又与主流文化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它是主流文化主干之外的一根“斜枝”,对主流文化或正统士风具有一定的解构意义。江南文人文化的这种姿态也对文学创作,尤其是散文产生着深远的影响。本文正是以江南士风为视角进行切入,以中国当代散文为论述对象,对最近50余年来的散文创作中所表现出的江南文人文化精神和个性特征予以梳理。绪论,本文从文化意义上对“江南”的概念与范畴予以界定。在以儒家文化为精神追求和价值尺度的正统士风中,江南士风彰显出了它独特的文化姿态。并以晚明江南士风与小品创作作为历史远景,以五四江南士风和散文创作为历史近景,以期从纵向上了解当代江南士风的历史背景与及其散文创作的历史渊源与传承。江南士风在当代的接受中在自发与自觉、主动与被动之间又表现出了各自的不同形态,这与作家所处的文化环境息息相关。第一章,建国后的30年间的文化舞台是政治文化和主流意识形态一统天下的格局,而红色颂歌散文则是这一时期散文创作的主流,江南文人文化以及江南文人的散文创作是在这种政治文化和主流意识形态的夹缝中曲折地生存着,所以也无可避免地烙上了政治文化的印记,叶圣陶、周瘦鹃、艾煊等人的散文是这方面的代表。作为“潜在”方式存在的丰子恺的《缘缘堂续笔》则延续着他自己一贯的江南文人文化品格,在文革时期成为江南文人散文创作的代表。第二章,20世纪80年代是当代文化和散文创作逐步趋于多元化的阶段,也是江南文人文化从潜在走向前台,从自发状态走向自觉状态的过渡时期。这一代作家,诸如汪曾祺、忆明珠、陆文夫,包括艾煊虽然在努力挣脱政治文化和主流意识形态的囿限,但与其后的90年代的江南文人相比,他们所受到的政治文化的影响毕竟过于深远,所以他们的散文中所表现出来的对于江南文人文化的皈依自然也显得步履蹒跚。但对于江南文人文化传统而言,其承上启下之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第三章,90年代是江南文人走向文化自我的自觉时期,费振钟、叶兆言以及车前子等人几乎都悄无声息地走出了政治文化的阴影,他们在批判政治文化的同时,也批判性地对待江南文人文化。其实,他们的文化构成中存在着这样一种尴尬和宿命:一方面,他们批判江南文人文化中糟粕性的形态,另一方面,作为江南文人文化一脉的散文的代表,他们也继承了江南文人文化的诸多特征。换言之,这一代的江南文人是批判性地继承了江南文人文化。不过,他们同时也必须面对着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那就是90年代的市场经济大潮对传统文化,包括对江南文人文化的冲击。最后,对江南士风及其散文创作进行简单评价。虽然江南士风存在着一定的负面因素,但作为一种文化形态,它对丰富整个文化的构成、文学尤其是散文创作的风格取向、活跃文学创作的精神状态都有着极为重要的价值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