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中所载的大量行人辞令,并不是简单的临场随口陈辞,也不能看作是作者的事后代言,而是根据当时记录的编次。它们应当被视为春秋时代的文学,在整部书中具有相对独立的地位。本文正是从文体的意义上对《左传》所载春秋行人辞令进行独立研究,主要分为四章进行论述:第一章分析春秋行人辞令产生的时代环境和创作主体——春秋行人的基本情况。春秋时期,周室衰微,霸主政治的形成和确立,和社会对礼的重视,使得列国的各种外交活动异常活跃,各诸侯国出于国家利益需要,频繁派出外交行人周旋于列国之间,甚至专设有行人制度。行人是这一时期最活跃的群体,为完成使命,他们必须具备很高的各种素质和能力。第二章探讨春秋行人辞令的产生过程。行人辞令分别由太祝“六辞”中的“辞”和“命”演变而来,分为外交文告和出使应对两种。外交文告事先创作,书之于策,出使应对也需依一定体制而陈辞。行人辞令经过了一个复杂的创作过程,非出一人一时之手,在当时就有史官记录,《左传》作者得以依此就加编次。第三章论述春秋行人辞令的艺术特色。行人辞令运用了比喻、引用、反问、排比等多种修辞手法和高超的论说技巧,体现了春秋时代人们驾驭民族语言能力的提高。从整体上来看,行人辞令呈现出委婉含蓄、刚柔相济、雍容典雅的美学风格,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特色。第四章主要评述春秋行人辞令的历史地位。行人是《诗》的最早研习者,行人辞令交际促进了《诗》在春秋时期的传播和接受,是《诗》学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孔子的修辞理论,也主要是从行人辞令中受到启发而来。行人辞令对战国策士辞令和后世散文产生了重要影响。但是由于时代环境的变化和文学观念的制约,行人辞令在战国以后却走向了没落,没有受到后人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