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教是儒家六艺教之一。《诗经》产生流传的时代,当时的整个社会文化,渐渐兴起了一种人文为本的道德理性精神；这种理性精神,可以用“礼乐精神”四字概括尽之。这样一种社会文化背景,对《诗经》有着根本、决定性的影响。而到了孔门,更以这种理性精神升华了《诗经》的价值与其为教的内涵与根本。在孔门的教育中,《诗》教与乐教关系密切,《诗》与乐皆为声教之用,而通于礼乐的根本精神。礼乐之所为教,在于涵养、敦厚人内心中那份深沉、醇厚之同体情的流行,而使之养成一个活泼通达、振作有力量的生命。《诗》之发于语言声音,以感兴为体,也使人于读诗体会诗人旨意或者于“抑扬反复”的吟咏之间感发一种同体之情与向上之心；更扩而充之保之,即是孔门《诗》教之义。《诗》可以兴,可以观。兴是一种同体之情的触动,观是观风俗、观治乱。方玉润《诗经原始》一书,在根本的态度上不信《毛诗序》,同时也不宗《诗集传》。他反对穿凿的说解和无当的附会,主张循文会意,见诗人真感情,对《诗经》的兴意和观旨做出了较好的体会。他解说《诗经》的二《南》部分,颇有出彩之处；对于《国风》其他部分诗篇的说解,能够较好地体会诗篇刻画的贤者形象,能够设身处境,做出真情、深切的体会,见浑然一体之情。对于《雅》、《颂》部分的说解,同样能够对诗篇中所传达的情感志意,进行细腻的分析和把捉,而有以领会到通过朝廷或宗庙乐章所可以见出的君臣同体、天人合一的精神。其领会《诗》的观旨,则是对周王朝立国务本的精神、时世升降等方面有所见；他通过风诗,对几个诸侯国的政治和风俗差异,也做了一番论述,所发间有可取之处。而其不足之处,则主要为不免陷于主观臆测与迂腐的刻意说理。有些处则是对诗意理解未尽透彻而轻易下言。而行文言语间未得《诗》教言语和平,待人忠恕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