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的发展十分迅猛，按照国内外学界统计城镇化水平的一般标准，我国的城镇化率目前业已超过50％。然而城镇化的发展，在我国改革开放的初期虽然为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传统的简单粗放、只重数量不重质量的发展方式，也造成了诸如环境污染、资源浪费、重复建设等诸多问题，这种发展模式亟待改变。同时由于我国国土面积广阔，导致不同区域的城镇化发展并不处于同一阶段，我国的城镇化问题存在时间、空间上的差距。党和政府一直十分重视城镇化建设问题，明确提出城镇化建设应贯彻以人为本、以人才为核心、以发挥入力资本的作用为加速器的方针，以改变我国旧有的传统粗放城镇化发展方式，从而推行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所谓“新型城镇化”，应是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更加注重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更加注重提升人民群众幸福感，更加注重遵循科学规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强调，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作用于人，服务于人。缺少了人的支持，旧有模式的城镇化将难以持续。这就要求我们在新型城镇化的建设中，以人力资本为基础，这是我国现阶段城镇化持续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　　笔者的硕士论文便是基于这一基调，试图在参考国内外学者对于城镇化驱动因素及人力资本对城镇化驱动作用的诸多研究成果之后，结合我国城镇化发展的特殊性，同时不忽视世界城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通过实证检验研究中国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人力资本因素及其他各因素驱动城镇化的情况，来分析这些因素对我国城镇化的驱动作用的效果，从而根据实证结果给出相应的政策建议，以期为我国未来的新型城镇化建设提供一点可供参考的意见。　　目前国内外的研究大体认为，城镇化发展的初期阶段，工业化、基础建设、投资以及经济发展等因素的驱动作用十分显著，但是随着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深，产业结构调整、对外开放以及人力资本的作用逐渐代替传统因素。而有关人力资本对于城镇化的驱动作用，国内外学者多从外部性、内生增长理论等方面来讨论。与此同时，我国城镇化问题的研究还有着不同于世界城镇化普遍情况的特殊问题，即我国城乡二元体制的户籍制度。我国的城市化进程较世界的普遍过程，多出一个流动人口“市民化”的步骤。由于多年的补贴工业形成的剪刀差以及农业人口向城市迁移的户籍限制，导致农业人口的人力资本低下，市民化的转变困难。故而在研究我国的城镇化问题的时候，如果不考虑这一现象，那么得出的结论将是不符合我国客观现实的，且相应的政策建议也会失去意义。　　本文以城镇化水平为被解释变量，以人力资本为主要解释变量，同时控制了驱动城镇化水平的几种主要因素，即经济发展、工业化、产业结构、基础建设、农业发展、对外开放的作用，通过岭回归方法规避多重共线性，对我国的城镇化发展状况进行实证研究。首先研究全国范围内1988-2013年26年间的整体情况，然后分为1988-2000、2001-2013前后两个时期，研究不同时期的发展、变化情况，继而将全国区域分为东部、中部、西部三个地区，考察区域上的差异和变化。　　本文的实证研究发现:　　1.我国的城镇化水平经过近三十年的发展之后，大体呈现一个由北向南，自西及东的逐渐增高的局面。东南部沿海省份的城镇化水平提升最快。而东北老工业基地和中西部地区的城镇化发展停滞不前，与东部的差距逐渐拉大。　　2.我国东部处于较高的城镇化阶段，某些地区的城镇化水平已经接近甚至比肩发达国家，而中西部尚还处在城镇化发展的初级阶段。东部城镇化的主要驱动因素除了人力资本之外，对外开放的作用也十分强劲。而中西部还处在依赖工业化、投资和经济发展的城镇化初级阶段。　　3.无论从哪一时期、哪一地区来看，人力资本对于我国城镇化水平的驱动作用都十分重要，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人力资本逐渐成为城镇化的最重要驱动因素。我国的人力资本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通过人力资本来驱动城镇化，前景可观且具有现实的操作性。　　4.人力资本通过自身的外部性，既能提高其他资本的产出效率，又能不断提高劳动者自身的投资回报率，使人力资本的投入产生良性循环，在改善自身情况的同时又能拉动内需，改善经济结构，推动高质量的新型城镇化。　　5.我国特有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是限制我国人力资本自由流动的重要原因。这一问题不加以解决，我国通过人力资本推动城镇化水平的效果将大打折扣。　　面对以上这些现实情况，如何通过人力资本驱动我国城镇化建设，本文做出以下建议:　　首先，充分贯彻落实党和政府提倡的“新型城镇化”。多利用市场经济的力量，保障人口的城乡自由流动，打破户籍限制，使农民真正融入城镇。充分发挥人的作用，才能使新型城镇化发挥扩大内需的作用。同时要改善产业结构，发扬第三产业吸纳劳动力的作用，补贴农业，推动小城镇化。　　第二，通过教育提升人力资本。目前我国人口红利的增长受限，而人力资本的红利前景乐观。提高教育投资比重，纠偏人力资本回报的扭曲现象，这样才能在粗放经济难以为继、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的局面下，继续发挥我国的人力资本优势。　　第三，改善人力资本存量的积累和集聚环境。唯有更包容、更友好的城镇化政策，实现流动人口的身份、权益和发展平等，才能完成城镇化的整个过程。唯有解决外来人口市民化的诸多限制，消除不平等待遇，进行政策倾斜，才能调动广大人民群众在城镇化过程中的积极性，从而减少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　　本文的创新在于:　　研究方法上，本文的研究以1988-2013年间全国省级面板数据为基础，借助岭回归的方法，估计我国城镇化水平发展的主要驱动因素，并通过时间、区域上的对比研究，以证实人力资本为我国城镇化发展的最主要驱动因素。本文所要研究的城镇化率的主要驱动因素之间存在着较为严重的多重共线性。事实上，宏观经济变量之间完全没有多重共线性的情况较为少见，特别是一个因变量涉及多种控制因素时，多重共线性的存在几乎不可避免。这将干扰实证结果的科学性，是笔者在研究中必须要解决的问题。利用岭回归的方法，一定程度上解决了OLS法所不能解决的多重共线性的问题，也避免了使用逐步回归法和主成分分析法所造成的变量及重要信息的缺失，同时保持了自变量间的相互独立性，从而使本文实证结果的可信度大为增加。目前国内外城镇化主要驱动因素的相关研究，大多基于部分因素甚至某一个单一因素，其研究的结果不免有以偏概全的嫌疑。本文的研究尽量涵盖影响城镇化水平的各方面主要因素，考量的更为全面，结果将更为可靠。　　数据收集上，目前我国官方公布的人力资本存量数据存在资料不完整，或者数据错漏，以及由于统计口径不统一而造成的前后自相矛盾等问题。本文的人力资本指标是笔者通过查阅文献，参照国内外人力资本指标的诸多测算方法，以科学、可得为标准，自行择优，通过计算得到的。此外，各省统计年鉴及《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中，重庆数据已经合并到四川省的数据中，1990年及2000年前后的许多数据统计口径调整，譬如多个省区在2005年将城镇化指标的人口数据由户籍人口调整成常住人口。以上问题造成了研究中的困难和混乱，笔者经过自行比对查阅《中国统计年鉴》、《中国人口统计年鉴》、《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及各省年鉴资料，将各数据口径调整统一。